2020年11月9日下午，2020·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新时代中国影视学术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圆桌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论坛由影视所所长丁亚平、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影视所研究员秦喜清共同主持。胡克、王一川、钟大丰、王海洲等多位学界、业界资深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研讨交流。现摘编精彩观点如下：

　　胡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中国电影理论发展需要前瞻性研究

　　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了远程规划和五年计划，现在又有中层规划。2021年是一个节点，2027年、2035年、2049年也分别是重要节点。国家实施中层规划使得中国整个文化事业、电影研究和理论研究发生了很多阶段性的变化。在布局自己个人研究计划的时候，应当看到国家每个阶段的发展程度，以便设计自己的研究。当前国际关系的变化，会导致我们对于西方学术理论的借鉴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建构自己的理论。新的社会需要研究工作者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减少功利性。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发言题目：流动回溯的现代性影像——21世纪20年中国影视潮

　　近二十年中国影视特征表现为流动回溯的现代性影像。流动的中国、流动的人口、流动的个体、家庭、群体、地区都在身不由己地卷入流动的现代性洪流中。看起来是面向世界现代性先进目标奔涌而去，但同时又被迫返身回头向自身的古典传统溯源，向前流动之分散力与返身回溯之凝聚力之间形成奇特的交融。中国影视在这一态势中，一要形塑当代生活与世界变迁的情境，展现当代中国流动性生存状况，从不同角度刻画中国人流动的生活世界景观；二要在流动的无助中注意回溯文化传统之根；三要发掘主导型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化和娱乐化的价值；四要展现中式大片与年代剧间相映成趣景观，推进中式类型片和类型剧的扎实开拓。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集锦片与短视频时代的电影叙事

　　集锦片和短视频反映了时代和电影之间新的关系，也反映了我们对许多既往电影经验的一些看法和可能性。在最初的长片电影形成过程中，就有短叙事聚合成的长叙事，但大多数是明星集锦。像《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并不是靠明星集锦取得成功的，每一个片子都相对独立，但又是完整表达，在热爱祖国的主题下，不同故事建构了统一性。这个统一性不是用特定风格、特定主题，而是通过几个片子的拼合效果阐释主题，通过比较的方式强化拼合效果造成的复杂性。短片里面这些人物都带有明显的类型化色彩，通过类型化快速建立观众的认同。从整体性来讲，短视频叙事跟观众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关系就是参与性，这些传播的特点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国电影学派关系问题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试图在工业和美学之间寻找折中和张力，电影工业美学注重电影的商业性、类型电影实践、规范性生产、明星制等。在美学基础上与理性美学、现代设计美学、工业美学等具有渊源性。一定程度上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生产特性、好莱坞平民电影美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它的根源是中国本土，是作为一种理论探索和能够运用的批评实践而提出来的。

　　电影工业美学是对新力量导演创作的理论提升和美学的抽象。电影工业美学源于现实的渊源性，务实求实的定位，注重现实和经验，其本土性、开放性等特征暗合中国电影的指向和建构原则。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与中国电影学派也构成个性与共性、局部与整体、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现代传播》主编）

　　发言题目：网络群体叙事的互文性

　　关于网络叙事提出三个概念，一是事件相关体，二是叙事集合体，三是文本集合体。对于互联网来说，某一个叙事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事件，可能是此事情以外与之相关的N年前的事情，这构成事件的相关体。文本集合体是众多具体的文本的集合，在互联网中，所有叙事的具体文本集合在一起互相发生了化学作用，形成互文性，即互文意义。互联网具体文本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作品，可能是短视频的回帖或跟帖。具体文本和具体文本之间是建构的，换句话说，那个集合文本不断膨胀和演化，这样互联网的叙事会出现很多情况，过度阐释就会出现，当然也有预设的意义。互联网上是多元主体，所有都是传播主体和交流主体，导致多种话语体系的出现，群体叙事有时候会淹没个体叙事，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是力所不能及的，群体替代个体经验，遮蔽了个体创造性的思考。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教授）

　　发言题目：当前形势下中国电影研究的新趋向新可能

　　新冠疫情使世界文化形势发生新变化，这些变化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可能。第一，在新全球化时代，掌握着产业链核心环节的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倡导本土利益和国际道义有机融合的全球化；第二，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各国的主要顾虑，各国正调整产业链，排除依赖性，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三，结合国内外形势，为疫情之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传承创新有三种方式：建构主动性的叙事形态，塑造有为的中国人物；从风格上要建构一种意境与韵味共生的影视风格；用中国的多元包容理念去破解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观。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教授）

　　发言题目：影像艺术中的东方与西方

　　从三个层面探讨影像艺术中的东方与西方：一是关于媒材，我们应当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不应拿不同的媒材进行东西方差异和美学表达的分析。二是关于风格标准制度，标准的确立与政治史和文化史有密切联系，据此划分三个标准，知识精英标准、工业性标准及政治精英标准。在不同风格标准制度当中要仔细辨析其中的东方性和西方性。三是关于维度媒介与题材关系，借用认识论中的主体性概念，从主体的情感、信仰去分析媒介与题材关系中的东方和西方是一个重要维度。研究应当倾向在两三个维度当中辨析影像艺术作品的东方性与西方性，也许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影像艺术中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性以及统一性。

 

　　徐辉（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民族记忆的影像表达

　　在影片《午夜巴黎》中，导演伍迪·艾伦讲述了一个现代人在巴黎的午夜遇见已经过世的曾居于此的伟大艺术家们的故事。这种挖掘巴黎记忆的叙事向度传递了一种艺术创作启示：在挖掘我们民族记忆的时候应该表达中国味道。中国电影要想走向世界，拍出特色至关重要。张艺谋的《英雄》塑造了一个在中国哲学层面上有中国味道的“中国式英雄”。在此，我强调一点，我们的民族记忆是有待开发的丰富资源库。按照梦幻的逻辑组织影像是个不错的方式，还有回忆等。比如《太阳照常升起》《战争子午线》将过去和现在的影像重叠在一起，都是呈现我们民族记忆并展现多种选择方式可能的影片。

　

　　李晓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高层次影视理论人才培养：跨学科与复合型

　　关于高层次影视理论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跨学科”和“复合型”两个方面。第一，文科和理科的复合培养。在今天影视技术发展、更新换代迅猛的背景下，缺乏基本的理科素养，就难以介入数字技术、影视新基建等新技术，面对5G时代的到来，要加强文科和理科人才的复合培养。第二，艺术与产业的复合培养。电影既是一种艺术，亦跟产业、市场紧密相连。我们的理论人才应具备开阔的视野，关注艺术本身的同时提升研究成果和指导建议的水平，甚至引领产业的发展。第三，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培养。今天的影视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影视理论人才的培养，要放在一个大的产业环境下，才能够有效跟现实对接。

 

　　张文燕（《当代电影》副主编、编审）

　　发言题目：科技发展中的电影观

　　每一次技术的大跨越发展都会带来电影认知上的振动与争议。某种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也会伴随着非常极端现象的出现，这是新技术覆盖新领域时候的必经过程。

　　未来科技与电影的关系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电影的关系对电影观念也会产生影响。借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概念：黑暗时代、大厅时代、无形时代来描述。电影经历了原始电影科技时代，现在还在黑暗时代和大厅时代的边界。到了无形时代，技术将无所不能，人的本质可能会淹没在科技中，电影的意义也需要重新探讨。所有电影与科技的问题，最终都应该回到电影如何表现人的层面上。

 

　　谢建华（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当前电影理论研究的知识境况与学术进路

　　数字时代知识状况的特点是原创枯竭和知识泡沫。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是被无限翻拍的文本，以及同一内容通过媒介和语言的转换等。譬如剧集、漫画转换成电影，游戏与动漫、电影的转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论创作虽然提出很多新概念，发现新问题，但是弱化了提炼信息和发现问题本质的能力。在研究过程中，似乎存在无限延伸的知识路径，我们看到的越多，就知道的越少。面对数字时代遭遇的知识危机提出三个建议：第一，重返经典，从经典里面找到经典思想的路径和方法。第二，重释启蒙。第三，重视实践，从丰富的影视创作实践里面找到理论的活力。

 

　　刘浩东（原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导演）

　　发言题目：新语境下市场新趋势与创作新态势

　　经济全球化带动着整个文化的全球化后，电影就变成了纯粹的、市场的一种消费。国内电影市场的第一大变化是“90后”“00后”开始登上消费的主流舞台，与“70后”甚至更早的一批观众之间形成很大区别。不同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的观众对于文化、消费的理解也完全不一样。“新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适应消费文化所制作的电影，比如《建国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第二个变化同时也是结构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介入改写了观影习惯，网络发展是今后一个大趋势。

　　关于中国电影走出去，一是电影制作一直在开拓科幻、魔幻、奇幻等题材。面对市场、观众的不断变化，我们要重视流行文化的内容，留住影院消费人群。二是类型片在电影市场中是最基础性的，我们要重视类型片的建设与发展。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史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质性研究思维与电影学的拓展

　　在中国电影学的学科建设中，电影史研究处于中心位置。中国电影史研究受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影响，重视考据。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不足以对各种新现象客观恰当地解释。应当以质性思维来进行电影学的拓展。质性研究是通过对人的理解来认识事物、认识历史、认识观念，并形成理论的一种方法。质性研究的特点，一是自然主义传统，把研究对象放到丰富、流动的自然情境当中考察，研究者观察社会、环境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二是将研究者本身视为研究工具，要保持自省、开放性和田野精神。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发言题目：影视传播制度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在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电影和电视不仅是产业，也不仅是艺术，更多是一种文化宣传的媒介。电影和电视已经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治理当中。当下，电视“死亡”的背后是互联网和数字化对于电影电视整体性的改变。

　　数字化和互联网化有三个特点：第一，分众化和圈层化严重，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圈层。第二，社交性和互动性突出，尤其是5G时代，普通人可以拍长视频上传，这些都改变了原先相对专业化的影视生产机制。第三，以平台为王。平台是主要的渠道，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影视的传播方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影视作为国家宣传媒介的职能，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金燕：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新媒体传播方式给话语体系建立的启示

　　影视制作方因为商业的压力，一直在探索基于新媒介的最新宣传方式，可以说，影视作品的宣传发行是与时俱进的，能根据最新最流行的媒体形态来调整宣传策略。这是值得我们理论界学习的。所谓掌握话语权，就应该活跃在最新最热门的媒体上，利用时下流行的、人们习惯接收的信息渠道和方式将我们学界的观点传达出去。目前的状况是，理论界的话语在占据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速度往往要滞后一些，所以离占据话语权还有一段距离。这样一来，学界具有时代意义、充满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及时广泛的传播。因此，理论研究的传播也应该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传播渠道，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研究对现实创作的指导作用。

 

　　徐建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言题目：电影研究与电影创作的互动研究

　　首先，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电影创作多元化日益突显。再次，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体系。最后，电影研究界和创作界的某些层面的割裂需要关注。要改变目前电影研究界和电影创作界的现状，需要产生更多的互动：第一，电影研究界应该从新的现象入手，把握当前电影创作的新形式和新现象；第二，要获取一手资料，到一线与创作进行亲密接触，沟通交流；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提升电影研究者的文化自信，承担起理论构建的责任；第四，形成新的电影概念；第五，通过影评去影响观众的审美，通过对政策的研究去影响政策，从而对电影创作者进行反向影响。

　　注：图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摄影：刘晓辉

　　（本网记者胡子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