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匠人、匠心的书籍、纪录片、展览纷至迭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引起大学生、都市白领对匠人精神的关注，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的译著《匠人》引发学者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匠人”一时间燃起了人们对“匠心”的向往。

　　“匠人精神”是在本行业精益求精、力求完全的至善精神，是心无旁骛、潜心一物的执着坚持，它与营生有关却又超越营生，它专注器物却又超越器物。“匠人精神”或称“匠心”是一种与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相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

　　提及“匠人精神”，人们总会言及日本，因为匠人精神已成为日本企业和日本制造的代名词。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来不缺乏能工巧匠和“匠人精神”。从历史的传承来看，日本的“匠人精神”还与中国的文化输出有关，唐朝时日本的遣唐使就开始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生活方式等进行全面学习，传承了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精华，包括茶道、书法、花道、园林、建筑等。近代以来，日本转向欧美学习制度和技术，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从未舍弃“匠人精神”，而是以兼容并包的制度性保障，完成了“匠人精神”和西方职业精神的对接，并将“匠人精神”用于现代工业制造，形成了小而精的日本制造，在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建成经济强国，“匠人精神”由此在日本社会生根、倡导并传承。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匠人精神”逐渐消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代中国并未形成传统和现代的顺畅对接。从某种程度上说，“匠人精神”比匠人制造更值得推广和提倡，很多欧美国家的高端产品皆产自中国，由中国技工所造，包括为国人追捧的苹果手机、日本马桶盖，但为何中国的企业却没以自身的品牌生产出高精尖的产品？表层原因是生产标准和技术要求的不同，而实质是企业和个人都缺乏具有自我约束力且内化于心的“匠人精神”和“匠人意识”。

　　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匠人精神汲汲以求，这种“游子故乡情”般的情愫是人们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吁和重拾。匠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其因“匠”而“心”的特质是将技术内化于自身，以实践培育德性的过程。匠人所面对的是取自自然之物，在与器物的接触研磨中，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悟道，它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关联身、心、智、识，通过双向的交流，既人改造物，又物改造人，将人与物的交流转变成人与心的对话，进而上升到近似哲学层面的禅宗意境。无怪乎日本有“工作禅”的说法，意思就是将手头工作做到极致，从细小的事情和工作中悟道。这种不断重复且持续劳作的过程是现代机器大工业所无法复制的体悟——机械化生产一方面将人们从重复劳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剥夺了人们在重复操作中获得自我升华的机会。正因如此，匠人的作品才凝练出实用性之外的艺术性，才散发出物质性之外的温情。云南贵州一带的苗族刺绣逐渐被统一的绣样所约束和取代，传统苗绣“因人赋形”的原创生动性逐渐消失，这不禁令人惋惜。传统匠人炉火纯青的技艺实质所到达的心性的顿悟与超越，源自心灵的作品方可治愈心灵。

　　既然“匠人精神”并非局限于手工艺的传统领域，那么它就能用作现代社会的精神补给。“匠人精神”绝非落后的代名词，它本身就强调传承与创新，《考工记》中如是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所谓巧者就是指匠人，匠人融“智”“巧”于一身，融“述”“守”于一体，出挑的匠人往往具有创新精神，但一定是基于传承的创新。正如新儒家代表杜维明所言：“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要有勇气恢复传统的非常深刻的价值来‘化’现代——转化现代各种各样的物欲横流的势力。”

　　重建“匠人精神”或重塑“匠心”，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匠心”源自匠人，应培养和孕育社会尊重匠人的精神土壤，并为匠人存活、手艺传承提供一定制度性的保障，让传统手艺的传承后继有人，让文脉得以延续。其次，作为价值观的“匠人精神”应推而广之，从日常的去浮躁、去功利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本职工作的研磨做起，日日耕耘、精细耕耘，以匠人心，应对世间事；以匠人心，成就自己身业；以匠人心，重塑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匠人心，提升中国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