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明勇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若干年前，面对自己小儿子的提问，马克·布洛赫——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没有认为幼稚，也没有敷衍过去，反倒郑重其事，认为必须做出解释，并专门写了一本书（《历史学家的技艺》）来回答。

　　借用布洛赫小儿子的提问：新闻有什么用？我相信不同媒体的从业者，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即便同一位媒体从业者，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间节点，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和解释。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好有事去香港，在港龙航空的班机上，听到广播员的声音，我忽然想到约翰·克鲁森的故事（详见《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

　　“请问机舱内有医生吗？有乘客突发急病，需要救治。”相信这样的广播，很多人不陌生，在火车上也可能听到。

　　约翰·克鲁森也经常听到。20多年前，他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当时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坐飞机往返巴黎。在一次飞行途中，他再次听到询问医生的广播。他开始琢磨：在数万英尺的机舱内，发生严重疾病的相对风险有多大，航空公司为此做了哪些预防措施？

　　风险的严重性超过预期。克鲁森询问了一些空乘人员，有一位空姐说，自己曾在航班上遇到乘客死亡的情况。之后不久，乘客斯蒂芬·保罗·索姆斯（波士顿道富研究与管理副总裁）在航班上因心脏衰竭死亡，轰动一时。

　　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克鲁森捕捉到一个细节：当时正好有医护人员在场，然而病人还是没有挽救过来。问题出在哪？原来是因为飞机上没有配备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和除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