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疏于界定的概念

　　中国近代报业“文人论政”的传统，近年来一直为学者与报人们津津乐道。今天人们对“文人论政”一词的使用，承继的是《大公报》的理解。《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谈道：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虽然文人论政被认为是近代报业的重要传统，但除张季鸾外，并未见其他报人对此概念做进一步阐发。当代学人对这一概念的研究，最早见于1992年，夏晓琳以“文人论政”作为张季鸾办报思想的总结。①2002年，“文人论政”超越张季鸾和《大公报》的适用范畴，被视为近代民营报业的普遍特质。②只是作者将文人论政等同于政治家型报人办报,并将文人论政的源头追溯至邸报，恐怕与今天对文人论政的理解尚有出入。2003年，傅国涌明确提出“文人论政”是一个“已经失去的传统”，并明确指出，“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 《循环日报》而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75年。”③谢泳也撰文指出，“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④

　　至此， “文人论政”已成为中国报刊史上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概念，不可再作望文生义的宽泛理解。在当代学人的视野中，“文人论政”中的“文人”，实际上指的是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中产生的，独立于体制之外，以“立言”行使其社会使命，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文人论政的生成语境

　　要想把握“文人论政”的概念，尚需回溯其生成的语境。文人论政，自然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文章报国的情怀为底色的，但出现、发展及维系尚有其它的精神源头与现实契机。

　　1.文化落差与职业认同

　　王韬，开文人论政之先河。他的个人经历，反映了晚清儒家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之初的失落与挣扎。

　　1848年，科举无望的王韬为生计受雇于墨海书馆。他一边抱守“华尊夷卑”的优越感，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一边却感受着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挑战；一边要忍受乡里的“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被贴上与殖民者合作的“叛徒”标签，一边却只能以“逐臭海滨，为西人佣书，计非得已”自我安慰。王韬的处境实际上代表了一批“条约口岸知识分子”⑤的生存现实，他们是传统政治秩序中的落魄文人，因西人提供的就业机会来到口岸城市，却也因此陷入了文化的两难，成为 “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和“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⑥太平天国时期，王韬选择“挟策以干当道”，希望以此重新进入传统序列，却最终落了个被朝廷通缉的下场，被迫流亡香港。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实际上是又一次重建价值认同的努力。

　　王韬将办报动机阐述为“日报立言”。所谓立言，如《左传》正义所说：“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存立于世，乃是立言也。”它与“立德”“立功”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三不朽”。王韬创造性地发现了报刊与清议传统、立言理想之间的相关性，他在报章上积极讨论“洋务”和鼓吹变法，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王韬由此由一个落魄文人变身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人物，按照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⑦王韬的成功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他把传统思维与现代工具结合，书写了传统文人体制外生存的范本，改变了“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⑧的局面，让办报具有了价值上的合理性。

　　2.科举废除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自儒术成为封建政权和国家上层建筑的主导思想和统治工具后，知识分子逐渐失去其独立性，被纳入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中了。这时的知识分子对于政事的议论，是站在与统治者同一的立场上的，即在政权谱系之内而非政权以外，以建言而非批判的方式去促进体制的合理性。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传统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上升之路就此中断，余英时教授将这个时间点视作“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开始”。茫然无措的知识分子被迫在体制之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权力的依附关系也就此解构。中国文人由此开始走出延续千百年的仕途经济,走向近代城市的分工体系和独立职业空间,并初步完成了由传统政教依附者向近代独立文化人的转型。当然，这一转型意味着对于传统教育及价值观念的颠覆，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并伴随着强大的离心倾向，它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理性批判意识。科举制废除的另一深远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方式，传统的以师生和功名秩序为基础形成的交往等级秩序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英之间的平等观念，乃至最后发展为国民和公众这样完全现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⑨这种新型的公共交往方式，造就了公共舆论空间中宽容、平等、理性至上的氛围，是文人论政的信心与保障。

　　3.控制弱化与言论的保障

　　1874年，王韬凭借香港较为宽松的言论条件首开文人论政的先河，而中国内地“文人论政”直至二十年后才渐成风气。

　　自维新运动开始，“设报达聪”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办报活动从开始由洋务派官员庇护，逐渐发展到有政策支持并最终在理论上实现了宪法保护。1906年，光绪帝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报律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也开始起步。《大清报律》、《钦定报律》等清末新闻法的最大进步就在于明确规定了民间办报的权利。自1905至民国初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为清廷所控制者尚不足10%。⑩1912年，满清政府轰然倒塌，独立各省都在所颁布的纲领性法令中，列入了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袁世凯当政之时，制造了“癸丑报灾”，并颁布了被喻为“世界上报律比较之最恶者”之《报纸条例》，但终究未敢将民间办报全盘否定。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新闻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了很多开放性许诺，并颁布《保护新闻从业人员令》，要求“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虽然彼时难免常有打压新闻界的事件发生，但关于言论自由的种种规定毕竟予“报人群体”以论政的合法性前提，让当权者多有顾忌。

　　文人论政的精神内核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并发表了张季鸾写的《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操守，也揭示了“报人集团”的精神内核，即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

　　1.体制与姿态的独立性

　　独立首先指的是独立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独立性。如前所述，王韬以降，特别是自1905年科举废除，中国文人失去了跻身仕途的进阶，不得不在体制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办报，使报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实现其“文章报国”的人生理想的制度化舞台。从梁启超变法不成，却有“言论界之骄子”的美称，到黄远生、邵飘萍开拓职业报人之生涯；从章士钊大赞陈独秀“生平不含政治学派臭味”，到傅斯年公然宣称“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⑾可见，随着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不断深化，体制外的生存已从一种被动无奈的接受变为一种主动的追求。

　　独立性同时指经济上的独立自足。胡适认为，若言论自由，须保证人的思想自由；若自由地思考，不受羁绊，须有独立之人格；而若要“独立自主，不隶属于人”，又须保证经济上之独立。因此，近代报人集团出版报纸往往通过私人出资、同人集资或招股集资的方式，在办报时特别强调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亦不接受任何方面的金钱馈赠。梁启超在《时事新报》出满五千号时，发表文章称断“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成舍我在创办《立报》时也说，“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报纸要“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

　　2.归属与立场的公共性

　　就报刊的持论立场而言，“公共性”特质显著。在拒绝了来自政府和利益团体的财政支持，摆脱了对于体制的依附后，获得了独立身份的近代报人声称不存在任何立场，只站在人民的立场；不为任何人代言，只为公众代言。因此，无论是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的角度上宣扬以开启民智为先，还是章士钊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鼓吹反清排满；无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还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皆出以公心，是基于国家民众前途与利益着眼。正因如此，许多刊物突破阶级和立场的局限，表现出对民主的尊重和对于各种思想的宽容。如《观察》在创刊宗旨中刊示“本刊传统”为：“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3.精神与方向的批判性

　　由于失去进阶的路径，又痛切地感受到濒临亡国灭种的历史重压，目睹清政府的昏聩腐朽，王韬以降的新式文人既有对政治权力的疏离与排拒心理，又怀有强烈的通过政治变革实现民族自强的愿望。因此，新知识人虽然“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的”。⑿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士大夫”观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彻底消亡，此时的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对中心的幻想并且心甘情愿地居于边缘的位置了。⒀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旨趣和态度》，“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傅斯年致信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们自觉地将活动空间由体制内部和官场移至民间社会，“议政而不参政”，通过报刊、学会等形式鼓动舆论，在体制外形成了一个“压力集团”。

　　结 语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全称命题的一部分含义，是指任何历史的研究都由于它“引起现时的思索，打动现时的兴趣”，⒁对于历史的解读也都带有现时的标准。“文人论政”确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现象，它源自古已有之的清议传统，后又增加了自由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元素。但作为一个有独特内涵的概念，与其说它是当时报人们的创造，不如说是当代学者的发现。通过对“文人论政”的界定，通过对其独立性、公共性与批判性的精神内核的高举，在历史追忆中清晰地表达出的，实际上是当代人对新闻业乃至现代知识分子角色与品格的理想。

　　注释：

　　①夏晓琳：《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1期

　　②王永亮：《近代民营报刊的“文人论政”》，《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3期

　　③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5期

　　④谢泳：《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山西文学》，2004年第2期

　　⑤⑦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第53页

　　⑥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⑨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⑩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⑾陈云阁：《重庆世界日报记实》，转引自《新闻研究资料》（总第九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⑿【美】费正清 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页

　　⒀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余英时著《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⒁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页

　　（钱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永：都市女报总编辑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