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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客观性的辩证分析
2014年10月22日 15:58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9期 作者:王长杰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从哲学、现代传播技术、现代媒介职业理念以及受众的要求与监督等几个方面对新闻客观性作了辩证分析,认识到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从业者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职业追求,又承认新闻客观性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新闻从业者在追求客观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阻碍和挑战。本文认为只有辩证地看待新闻客观性,新闻从业者才更有信心、更有义务去追求新闻的客观,同时也能更理性地正视那些常遇到的困难并努力克服。

关键词:客观性;新闻客观性;辩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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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哲学、现代传播技术、现代媒介职业理念以及受众的要求与监督等几个方面对新闻客观性作了辩证分析,认识到新闻客观性是新闻从业者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职业追求,又承认新闻客观性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新闻从业者在追求客观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阻碍和挑战。本文认为只有辩证地看待新闻客观性,新闻从业者才更有信心、更有义务去追求新闻的客观,同时也能更理性地正视那些常遇到的困难并努力克服。

  【关键词】客观性;新闻客观性;辩证分析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理论中极为基础的命题之一,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但归集起来较为主流的有两类:一部分认为新闻是不可能客观的,因为记者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这样那样的主观因素;另一部分则认为新闻客观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新闻实践中又很难做到,所以新闻客观性应该作为一个职业理念存在于新闻人的意识中,并在实践中努力向之靠近。对于第一种观点,在怀疑新闻客观性的同时也就怀疑了新闻的真实性,因为新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是密切相关的。新闻真实性要求在新闻报道中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符合客观实际。可是倘若记者的报道是从主观出发的,那么新闻的真实性何来保障?因此,没有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这样新闻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是不能绝对否定新闻客观性的,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实,那些批判、否定客观性的文章所采用的标准,仍然是客观性的”[1]111。对于后一种观点,在理论上缺乏有力的论证,在新闻实践上又存在诸多问题,以至于有学者指出新闻客观性原则是“态度和方法的悖谬”[2]。这里我们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对新闻客观性做一番梳理,以期对新闻客观性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新闻能客观

  1.可知论为新闻客观性提供哲学基础。对一个事物进行研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尤其是理论视角的确定,一个好的视角能让研究少走许多弯路,一个错误的视角甚至能让研究步入歧途。以往我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与研究视角多少有点关系。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同时在其基础上以新闻为背景作了一些延伸,以此来论证新闻客观性的诸多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在于人具有自觉能动性,而自觉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人们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认识世界。并且认为人们在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人的认识是可以不断深化、发展和向前推移的,即这个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首先,新闻客观具有过程性。我们所说的新闻能做到客观,这里的“客观”是一个需要辩证分析的概念。一个人在遇到一个新事物时,关于它的认识必须构建在已有的认识资源储备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认识资源储备”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比如,我们在发现一种新的植物时,我们关于它的一系列的认识可以通过与其他相似的具体植物的比较中建立,同时也可以构建于现有植物学知识之上。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新发生的事件,记者对它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构建在他已有的认识资源储备之上。对于调用储备中具体事物进行的比较是较为直观的,但是如果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调用他的非物质储备了,这就包括故有的知识构成、经验积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而记者调用这些非物质认识储备,就一定程度上冒着“触犯客观”的危险了。也许起初他会不可避免地在认识和报道事件上不同程度地调用着这些非物质的认识储备,并且认为这样已经客观,但是随着对事件认识的逐步全面和深入,发现以往在自己认识储备基础上构建的对事件的认识与事件本来面貌有出入时,往往能够通过重新调整对事件的认识,进而逐步做到新闻的客观。同时,这也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他原有的认识资源储备,又对下一次建立客观认识提供了基础。就以外国媒体关于我国的新闻报道为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对外的信息公开有限,加之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等原因,在外国媒体的认识资源储备中,中国往往与“落后”“闭塞”“专制”“不讲人权”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认识资源储备基础上构建的中国报道是不可能客观的,所以在外媒中如有很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居多。[3]但是在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一方面中国准许国外媒体采访报道,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也做到了高度的信息公开,所以在这一阶段的西方媒体中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明显减少,因而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更为客观。[4]

  其次,新闻客观性具有自我验证性。世界上发生的新闻是实实在在的,记者在已有的认识资源储备上逐步地构建关于它的客观认识并将其报道给公众。因为新闻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它是一种广泛而又公开的大众传播,因而新闻一旦传播开来,就等于学生将答卷上交老师批改——这里老师就是受众,而标准答案就是客观事实。所以,倘若记者的报道有失客观,那么“答卷”是不能得到“老师”认可的,因而他就必须进行修改。也就是说,记者的报道会受到客观事实与受众的双重监督,因而,一篇新闻报道自它公开发表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事实与受众的监督下进行着自我验证,而这种自我验证也会使新闻趋于客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了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相较于18世纪占相当地位的“不可知论”对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影响,认识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人类主观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人的主动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观念见之于新闻领域,就表现出记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通过努力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并且通过客观的表达方式,可以向受众传达客观的新闻。而他们通常认为的实现新闻客观的重要方法就是将事实与意见相分离。因而,19世纪中叶以后“可知论”的流行“无形中使得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发生了变化,19世纪的新闻工作者确立了一种理念——可以把外部事物比较全面地报道出来。”[1]102

  2.现代传播技术为新闻客观性提供物质条件。可知论揭示了新闻客观性成立的理论基础,告诉新闻从业者和广大受众新闻是能够客观的,但是新闻总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因此,新闻的客观性既需要新闻事实的真实、客观,同时也需要记者新闻表达的客观。如果新闻基本事实是客观的,但由于记者的新闻表现手法不当,原本一条比较好的客观报道的客观性表现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受众会怀疑其客观性。而这些新闻表现形式又是建立在各种传播技术之上的,所以现代传播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为新闻客观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学者席勒(Schiller)就技术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他觉得“另有一个根源可觅:19世纪后半叶那种对现实精确、准确并能被广泛辨认的照相式复制理念,影响了后来的新闻客观性”[5]。在我国,李大钊于1922年在北大记者同志会上的一个演说上将新闻定义为“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这当中的“写真”一词就是指“照相”,其关于当时照相技术与新闻客观性之间的认识可见一斑。当然,对于技术与新闻客观性的重要意义不可过于夸大,使用技术的最终效果还是由其使用者来决定,所以传播技术可被使用者用来取得客观效果,也可以被用来实现其他企图,关于传播技术对新闻客观性的负面影响在下文将有所叙述。

  3.现代普遍的职业理念为新闻客观性提供思想条件。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理念最早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1702年英国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人马利特(E.Mallet)在告白中写道:“本报创办之目的,在于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不加评论,而且相信读者的智慧,对刊载消息的确切含义,一定有正确的判断。”[1]103这一告白中虽没有直接出现“新闻客观性”的字眼,但含义与新闻客观性应该算是很接近了。传媒把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明确地提出则是19世纪的事情了,1900年美联社以“社训”的形式提出“报道事实,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草案第一条就规定:“报业及其他所有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他们应当尽可能查证所有的消息内容,不应任意曲解事实,也不应故意删除任何重要的事实。”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1954年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三条也写道:“新闻记者仅报道知识来源的事实。不删除重要新闻,不造假资料。”[6]在我国,1991年全国记协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五条也规定:“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当然,以上只是选取一些典型的事例加以介绍,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介普遍地将“客观性”作为自己的职业要求加以标榜,这些媒介内部各种各样的规章和工作准则都对新闻客观性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4.受众的要求与监督是促进新闻客观性的前进。提起新闻客观性,其出现最为直接的推动力应该是广大的受众了。19世纪初期,正是美国政党报刊大行其道的时候,各政党间通过报纸互相谩骂,甚至凭空捏造事实互相攻击,所以这段时期被美国新闻界公认为是“政党报纸的黑暗时期”。正是这段“黑暗时期”使得报纸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受众十分反感这些充斥着恶毒骂语与虚假谎言的政党报纸,急需一种立于政党之外的报纸,而这种报纸的报道风格定然是需要“客观”的。于是,19世纪30年代,一批批大众化报纸在美国纷纷涌现,而这些大众化报纸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开始摆脱政治的控制,独立于政党之外。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大众化报纸必须赢得广大的报刊消费者——受众。“其发展逻辑是,要盈利必须大量发行,而要大量发行,报纸的言论又必须超越党派,在保持中立的状态下赢得最广泛的读者,由此客观报道应运而生。”[7]大众化报纸如此,以各个不同报纸为消费对象的通讯社则更需要这样,因为不同的报纸,其所持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是各不相同的,通讯社在支持某一立场,获得相同立场报纸支持的同时必然会导致与其观点相异者的抵制,这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通讯社来说无疑是愚蠢的,于是在保持中立的状态下,客观、中立、平衡的报道方式成了通讯社的必然选择。

  此外,受众也对种种有失客观性的新闻报道大加鞭挞与排挤。西方国家的人们对新闻自由是十分重视的,新闻自由从最初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又被人们普遍珍视的自由权利,这其中就包括“知的权利”(the right to know),即“知情权”“知晓权”[8]。应该说,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依法闻知政府及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信息的权利。而公民的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新闻媒介的。由此看来,受托于受众的新闻媒介如果传播的信息不是客观的,受众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被媒介捆绑被迫接受媒介的观点和立场,这样势必会引起受众的反感与谴责,是商业媒介自毁之道。因而,无形中媒介会被置于受众的监督之中,新闻是否客观,最终还是受众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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