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了2022年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整体图景，从事件导向、战略视野与平台逻辑等三个层面总结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和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对2023年我国对外传播的重点和路径提出方向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传播 战略传播 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媒体平台 元宇宙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绘就了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积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我国对外传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化，使媒介前所未有地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成为大型国际事件凝聚团结共识的“扬声器”和国际争端与冲突中争夺主动权的“操盘手”，因而在“乌卡”(VUCA，即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义性)时代全球传播的发展进程中也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系统回顾这一年中国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对我们站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新历史起点上继续守正创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保驾护航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研究综述与回顾

　　为明晰2022年对外传播领域的研究图景，笔者在本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专题文献搜索与综述。顺应近年来对外传播概念的流变分化趋势，择选“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战略传播”“全球传播”四个主题关键词设置搜索条件，检索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12日时段内的相关见刊论文，共得到有效文献1066篇。整体来看，2022年我国对外传播研究呈现出事件导向、战略视野与平台逻辑等三大特征。

　　(一)事件导向：2022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议题关切

　　2022年，全球舞台上的重大事件轮番上演。在数字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北京冬奥会、迪拜世博会和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成功举办，为深陷“抗疫疲劳”和极化分裂的世界带来团结对话的曙光。但与此同时，算法技术的“黑暗面”也更加明显。意识形态裹挟下的智媒平台成为“洗脑赢心”的“社交媒体武器”，使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争端愈加复杂。学界以上述国际热点事件为议题导向，开展了深入的对外传播机制分析与学理研究。

　　首先，作为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北京冬奥会是构建基于文化共生、共享和共荣理念的对外传播新模式，提升国家形象声誉的难得契机。相关研究聚焦北京冬奥会的数字化转型与“云端传播”的样态升级，关注冬奥开幕式等多模态场景，以及冬奥标语吉祥物等标识性符号表征和媒体报道叙事，如何借助“共情传播”塑造多维立体的国家形象和“双奥之城”的北京形象。在此基础上，学界试图推动宏观的理论升华，探讨北京冬奥会带来的从“跨文化”到“转文化”的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交往模式更新。

　　其次，俄乌冲突是2022年国际地缘政治场域内的“霸屏”事件。多元传播主体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激烈舆论战，引发学界对智能传播语境下国际争端中媒体角色的讨论。相关研究重点关注智媒技术赋能下的战时/危机传播模式变革，既有借助大数据和计算传播方法，广泛搜集社交媒体数据以解码冲突期间社交机器人等计算宣传主体行为机制的实证研究，也不乏从过程视角切入，审视从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到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的宣传模式迭代，解析其视觉化、情感化与战略性特征的学理分析和研判。

　　此外，学界继续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常规性的焦点议题谏言献策。相关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细分且相互关联。扎根现实背景，“数字丝绸之路”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全球传播与网络治理中国方案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意涵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阈下中医药文化的传播策略与实地效果反馈两大议题方向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二)战略视野：2022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思维转向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5·31”重要讲话中擘画了“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新发展蓝图。2022年，相关研讨热度不减，且从最初的理论引介与模式概览，深入至基于中国体制特征和现实需要的在地化、语境化的体系构建与实践延伸。

　　首先，学界对建设本土战略传播体系的探索进一步深入。研究多通过比较中西方战略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与战略传播实践异同，明确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不同于美西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共同善”(Common Goods)价值内核，倡导多边合作的目标追求及以“四全”关系为指引的本土建构路径;其次，相关研究主动纳入战略传播逻辑，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提供新思路。应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将多层次多维度的力量作为话语主体纳入国际传播工作，搭建立体话语网络，开展“一国一策”“一群一策”的精准传播。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以战略传播逻辑建立多层级的传播集群矩阵，通过多层次互动打破单一渠道做外宣所带来的隔膜与距离，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理解和认可。

　　(三)平台逻辑：2022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场景迁移

　　2022年，平台社会及其平台逻辑进一步嵌入了“乌卡”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的演进轨迹。与之相应，相关研究的平台关切也由早期的被动适应过渡到主动的产经迁移。学界将平台视为提升对外传播效能的新赛道，全方位审视其为对外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想象、行动者特征甚至整体格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

　　首先，数字智能平台的交互性、具身性、多模态、场景化技术可供性特征，推动元宇宙从科幻作品走入现实。2022年，学者们对这一愿景的关注由总括性的概念阐述转向细分领域的应用适配，聚焦元宇宙如何重新界定甚至彻底改写新闻传播的理念规则和实践路径，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也将是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相关研究一方面在引入跨领域知识资源阐明元宇宙技术架构的基础上，赋能传统媒体和实体公共外交，创造出了“数字博物馆外交”和“云外交”等新形式，打造虚拟关键意见领袖，发挥云端跨域共同体的对外传播潜能。另一方面以目前元宇宙实地应用较为成熟的数字游戏为切口，解析其反映出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模式创新。

　　其次，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力蓬勃兴起的群体，“Z世代”行动者及其对平台化时代对外传播发展走向的影响引发学界热议。相关研究或从该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和接受习惯入手，分析如何调整对外传播的内容、话语与表征形态以吸引全球“Z世代”用户的关注与参与。或深入文化层面，从“第三文化人”等概念视角出发，探究谷爱凌、苏翊鸣等新生代体育明星所具备的跨国和跨文化传播潜能，以及探讨如何帮助他们充分发挥“微名人”和“自品牌”的优势，建构超越单一国族边界的跨文化主体，开辟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新路径。

　　此外，数字媒体平台的“多极崛起”使“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在数字产业链和信息传播秩序中的重要性凸显，带动了国际传播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相关研究以中国为观察基点，勾勒这一变局的基本轮廓，为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去西方中心化”贡献智识。相关研究尝试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深化非西方媒体内容“反向流动”讨论，揭示“日系”“华风”“韩流”的“破圈”网络传播模式和杂糅式内容生产与精准分发机制。同时，也关注平台本身，探索以TikTok、SHEIN、起点国际和米哈游等中国数媒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华流”，如何经由“模式出海”突破“媒介是美国的”国际传播定势。

　　二、2023 年中国对外传播实践创新前瞻

　　(一)把握关键事件节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播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今后，通过主动的议题管理掌握相关议题的阐释主导权，是对外传播领域的重点任务之一。2023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顺承二十大精神指引，延续议题关切的事件导向，抓住“两个十周年”关键节点创造的对外传播“机遇期”，阐释宣介相关理念故事，充实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外叙事和话语传播正当其时。

　　一是理念阐释应平衡价值观的多样性与冲突性：在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命题概念融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框架时，应在凸显理念思路中国特色的同时，以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和和融通中外的概念创造，将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嵌入全球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有益补充，而非西方中心逻辑内的“邪恶他者”。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并非东方主义视野下的异域奇观，而是致力于在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平等尊重与协商对话。

　　二是故事内容应融汇全球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借助“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年发展历程中的中国故事宣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行性与正当性时，应明确“讲好中国故事”绝非“只讲中国故事”的自说自话，而应采用价值联结的策略，兼融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全球两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相关叙事可通过常民视角与微观叙事隐性表达国家目标，同时将相对抽象的中国理念与全球共同关切和人类普遍认知规律对接，将中华文化要素与世界文明价值有机关联，实现从“向世界说明中国”到“以中国视角向世界阐释世界”的转型，提升话语感召力与亲和力。

　　(二)以战略传播视野升级体制机制，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增强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与底气。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舆论场上“两个中国”的极化趋势愈发显著，“中国脱钩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形势更加严峻。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影响力和好感度超越美西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深化思维转向，以战略传播视野升级体制机制，完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未来对外传播工作准确把握机遇与挑战，整合资源扬长避短，应对“风高浪急”甚至于“惊涛骇浪”考验的必由之路。

　　一是充分发挥人脉传播和智库外交的优势，有效强化和延伸元首外交的引领效应：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二十大后的元首外交也将成为2023年对外传播的服务重点。因此，在继续发挥以往“一号工程”等成功实践的同时，我们要充分重视人脉传播和智库外交的配合和铺垫作用。2022年全球化智库(CCG)和人大重阳等智库机构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2023年应当有更多各类别各层次的智库和社会组织加入其中。此外，元首外交开拓的“中国-阿拉伯”“中国-海合会”等新的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夯实和延伸，中东北非(MENA)地区应当是对外传播工作下一个重点突破和大力提升的区域。在中国领导人与美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先后实现三年来首次线下会晤、达成重要共识的窗口期，如何有效止损中国好感度在美西方国家反复探底的趋势，也将是2023年对外传播努力的方向。

　　二是实现新闻发布制度的全程覆盖：新闻发布制度是战略传播体系输出端的核心。2023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建立40周年和全面推进20周年，也是世界上首个新闻发布制度——白宫新闻发布制度建立110周年。相关实践应在吸收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数字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特征，将新闻发布从传播链条的“大后端”前置入各核心节点，通过动态的全程覆盖实现实时双向沟通，在保持政策调整灵活性的同时，提升政策传达的及时性、透明度与公信力。

　　(三)布局谋划Web3.0空间，提升“元软实力”

　　Web3.0成为下一代“网缘政治”竞争的战略高地，其理念与实践深刻改写对外传播的游戏规则与权力格局已是不争的事实。元宇宙初步应用场景的实现，将数字平台从平面化的渠道转变为立体化的场景，开辟出全新的对外传播竞合空间。在此空间内占据一席之地，超越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国家疆界限制，善用技术想象开辟提升软实力和打造国家品牌的新维度，夯实“元软实力”根基，是未来对外传播工作的布局重点。

　　一是在严格风控的基础上支持自有平台的Web3.0实践探索：掌握“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导权是提升“元软实力”的基础。我们一方面要在政策法规和运营环境方面提供相应支持以充分鼓励、保护自有数字媒体平台的“造船出海”实践与元宇宙技术探索，激活动漫、游戏、网文 (AGCN)为代表的二次元亚文化圈层和“机器人娱乐”(Robotainment)、“虚拟化身”(Avatar)等文化创意产业新兴领域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要守住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底线，严格风险防控以确保对外传播环境的良性健康发展。

　　二是多元协同赋能“混合公共外交”(Hybrid PD)：新冠疫情期间举办的迪拜世博会通过现实与虚拟的深度交融，初步展现了“混合公共外交”的创新潜势。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这一整合传播模式将可能成为对外传播的新常态和提升“元软实力”的关键路径。于我国而言，应利用好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杭州亚运会等主场外交机遇，以“战略合作”思路组织平台技术资源，协同赋能虚实相生的全媒体、多模态“混合公共外交”，提升相关活动的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吸引更大范围的公众互动与参与。

　　史安斌系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长宇系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