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

　　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2009年我们开始举办这样的会议，这次会议已经是第五届了。去年我们停办了一次，停办的原因是我和王天根教授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下过去，规划一下未来。所以，经过半年的筹备，今天第五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此如期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代表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向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是我们学院一个重要的学科平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始终秉承一个思想——在教学上以本科教学为立院之本，以研究生教学以及科研为强院之路。在科研上，与全国各个高校相比较，我们院较重视史论的研究。我想高校不管是应用学科也好，基础学科也好，它的分类是相对的，任何一个应用学科都有基础研究部分。离开了这个基础部分，应用是上不去的。反过来，任何基础学科最终要通过基础研究服务于社会。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所以，我一直有很通俗的比喻——如果实践是“鼓动的风”，那么史论就应是“牵引风筝的线”。这两者，是一股张力，偏向于哪一端，都会使这个学科走向歧途。如果偏向于实践——“鼓动的风”，那么这个风筝也许会飘得无影无踪，没有方向，甚至放不了多高就一头栽落。如果仅仅偏重于“牵引风筝的线”，那么这个风筝也放不上去。所以，这两者的张力，对于我们新闻传播学这个应用学科来说，如何去把握是当下新闻教育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前新闻传播的教育，我曾总结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理论没有理论的高度，应用落不到应用的实处。讲理论的就说要理论联系实际，于是乎搞一系列案例堆起来好像是理论了；讲实际的又要一些理论的高度，于是乎把新闻理论那部分又搬上去了。比如新闻价值，讲采访的老师也讲，讲写作的老师也讲，讲理论的老师也讲，甚至讲新闻史的老师也要讲。所以，我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国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受到中国当下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偏颇。我们太关注于所谓的实践，我们希望我们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成为绍兴师爷，就是摇着扇子帮县太爷出谋划策。师爷当好了，你就有钱，你各种评估就能上去；师爷当不好，你就可能要遇到一些其它你想不通的事情。现在，我们有部校共建，当然这是中国特色下的一个举措。对于进入共建的院校，我们对它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它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教育道路。没有进入的，也未尝就办不出来它自己的特色。

　　比较令我欣慰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坚守，得到了在座各位以及全国其他一些兄弟院校有识之士的认可，使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无愧于安徽大学这样一个称号。在前两年的学科评估当中，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排在全国高校第19名。我们从90年代初，仅在《新闻与传播》上面就发了30余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封面文章。再比如说，从05年开始，近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我们学院从未缺席过。最多的是去年，我们学院拿了4项国家社科基金，1项重点，3项一般，这是在全国新闻院校中没有的。我们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宗旨，就是打通史论，以中青年学者为主，把基础研究推上一个台阶。

　　俗话说论从史出，反过来看，论对史又有一种关照与指导作用。缺乏理论关照的史是史料的堆积，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理论训练的专家和学者面前，他所发掘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对史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史，过往的实践都可以视为历史。广义的史，是一切实践，包括我们当下的实践、未来实践，都是史。这是马克思所讲的历史和逻辑统一那个意义层面上的历史。因此，它又回到我“鼓动的风”和“牵引风筝的线”这个比喻上。所以，史和论不能厚此薄彼。我们有些搞理论的前辈，说你们搞历史不行，你们搞历史都是回过头往后看，我们搞理论的都是往前看。我不赞同这个观点。然而搞历史的前辈说搞理论的不行，你们这些理论都是拍着脑袋去乱说，你们根本没有根据。我也不赞同这个观点。通过这些年的阅读和体会，我愈发现，这两者如果融合，恐怕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领域，像当年的发起人之一——黄旦，他从理论跨到史，他那个史做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在我看来，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现在想到三个方面，在此抛砖引玉，供大家思考。首先，就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我觉得从孙旭培编《华夏传播论》到戴元光的《中国传播思想史》，都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初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历史来看待中国传播。比如说，我最近考虑的一些问题，我们先秦诸子除了传播思想之外，他们的传播实践没人研究。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课题，比如说，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说到魏晋时代的清谈，就这样一个题目，我们要从传播角度研究，甚至可以研究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再比如说，中国纵横家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我在多次会议上提到《鬼谷子》这本书，不管它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至少它可以作为纵横家思想的集大成。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人去发掘，再比如说我在安徽大学开了一门课——“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我定题目请一些专家来讲，比如说我给吴怀东教授定过“唐宋词与流行歌”这一题目，给我们前任校长、现在的党委书记黄德宽定过“汉字及其载体的演变”。后来他感慨道：“我发现学科的融合，真的非常好，我过去研究汉字就是汉字，没想到汉字还有载体。”所以，最近我带的两个博士，要他们回到中国传统来做一些东西。第二个，就我们新闻史研究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新闻学框架包括很多史学研究框架，要么是纯西方的框架，要么就是中共革命史的框架。当然，这些框架，你不能说它错了，它只是所有框架之一，但不是唯一框架。我们想做多元化框架，把这个平台搭建的更开阔一些。探索各种各样的框架，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框架以及中国的框架。比如说中国的邸报，马克思谈到邸报时，他说：“中国邸报是中国专制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何以这么说？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它必须要一个东西来贯穿这两头。宋代以后的非法小报，我们没有从中国传统历史的变迁当中来看待小报，只就新闻谈新闻，我们其实是有新的框架。最后，近代新闻业的研究，我们一直说中国的报刊史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没错。但我想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任何现代化的过程都是“化现代”的过程，西化的过程也是“化西”的过程。“化”要有“化”的主体，那么我们中国的主体在哪？我们如何“化”别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研究新闻文体也好，研究新闻制度也好，通通用西方的东西在对照，没有考虑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体和西方的文体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第一代新闻人都是传统国学的大家，骨子里都流淌着这些东西。新闻史，真的有很多东西需要做，像方汉奇教授等，都是开疆辟土、筚路蓝缕，接下来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工作。

　　最后，祝这次会议圆满成功！祝愿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成为全国新闻史当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平台！望各位发表真知灼见，以后每年都参与会议，来传经送宝，谢谢！

　　（章翠翠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