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这次，我想对五四运动这个老调，来点新谈。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文献太多太多。目前的主流说法说它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但这种说法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它不仅是反帝反封建，而且还是反政府的。我们也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也有人说五四运动实际是中国激进主义的开端。我讲的是从5月4日到巴黎和会上的拒签，就是非常狭窄的时间段。我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个非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那么群体事件首先是一个集体行动。但是这种群体性事件，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那么五四运动的非典型在什么地方？它创造了历史上多少个第一次？有些人说这是第一次政治集会，但有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觉得它的非典型体现在：其一，参与的主体是新式知识分子，跟旧的士大夫是不一样的；其二，从渠道来说，它使用了很多新式的媒介；其三，有很多新花样的抗议方式；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结果改变了政府的外交决策，仅从这点来说，确实是空前绝后的。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五四运动的成功到底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哪些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主流观点在解释五四运动时说，这是思想上的启蒙，组织上的领导，实际上那个时候政党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其次说舆论的因素，那么这个舆论是如何影响五四运动的？这些问题，说得都不是很清楚。然后五四运动的独特性在哪里？它跟之前的学生运动和之后的学生运动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第三个问题是，对五四运动我们能不能基于政治性、社会学这样的视角提出新的解释框架？能不能从这个解释框架抽象出某种规律，去预测或者解释跟这个有关的相似的社会运动？

　　经过研究，发现五四运动所以能够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在于它面临极高的观众成本。这种观众成本的构成不仅包括公众参与的数量、媒介与舆论强度，也包括权力阶层内部的异质力量和国际受众的态度。国家政体及国际体系则是影响观众成本的两个重要变量。国家越民主，则国内观众成本越高；国家越开放，则国际观众成本越高。观众成本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集体行动和国家决策也具有启发意义。

　　（章翠翠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