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节鞭炮声为逝去的旧年画上休止符的时候，寻常的百姓习惯给自家算一笔账、做一个总结：这一年里，我付出了什么；这一年里，我又得到了什么。一个个普通家庭账本上的涂涂写写，连聚起来，就变成了宏观经济脉动的节奏器。

　　新京报记者深入全国各地，采访了农民、工人、小老板、网红、创业者等多个群体，听他们讲述自己过去一年中平常或不平常的故事，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打拼一年的“账单”。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希望大家新年快乐！”2月1日晚上12点，面对摄像头，主播李梦茹微笑着向电脑另一端的粉丝挥了挥手，俏皮地做了个飞吻后，将摄像头关闭。

　　“明显感觉人数少了，很多老粉丝来的频率也没以前高了。”李梦茹说。在直播监管新政出台后，自己的工作时间已从原来的6小时以内增长到10个小时，收入则从3万元缩水至1.7万元。

　　2016年，网络直播规模一路高涨。据调查显示，2016年国内直播平台数量已近300家，除孕育出欢聚时代、9158两家上市公司外，斗鱼和映客也已跻身独角兽行列。据方正证券预测，2020年网络直播市场规模将达到600亿。

　　平台的增多、零门槛的入行标准，让无数网民踏入聚光灯中心，成为了拥有大批粉丝的“网红”主播。

　　2016年11月，监管部门对直播平台推出“双实名”资质规定，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监管逐步趋严，“网红”们在简易的入行标准背后，也在被迫接受“加班”和“收入缩水”的挑战。

　　【初入行者邓琳】

　　百万薪酬只是梦想，无“背景”另辟蹊径

　　2016年8月，从公司辞职的邓琳和两位朋友筹资30万元，在重庆江北区开了家火锅店。在“主播身家过百万”等网络消息诱惑下，邓琳动起了当视频主播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