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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2019年04月29日 13: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贾文山 赵立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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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话语权是指一国在世界上“说话”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它包括一国对于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把控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设定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评判能力,等等。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已经构建了一套强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凭借这一套话语体系维系着自身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东方国家往往成为了失语者或缺语者,成为了被西方国家按照西方意图加以任意言说和想象的他者。

  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改变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促进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发展,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强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一般来说,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消解西方的霸权话语,并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二是要为这种话语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三是要优化话语传播渠道,让全世界知道、理解并认同中国提出的国际话语。

  在话语构建上,我们必须先反思并解构西方话语的实质,理解背后的逻辑,灵活地利用、整合西方话语甚至解构西方话语,例如通过事实和说理来指出西方话语的霸权式逻辑以及保护主义旧思维。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建构属于自己的、更合理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就政府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话语体系,旨在推进全世界、全人类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相比西方话语更加公平、正义、包容。就学理层面而言,中国学者则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三大脉络出发,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前的国际环境,从中提炼出“天下体系”“新世界主义”等理论话语,从而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构架和哲学阐释。

  话语的制度性构建也是提升话语权力的重要举措。制度可以赋予更大的话语权力,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以制度的形式固化的话语权力。通过制度的保障,可以建立起有利于说话者的言说规则,让说话者获得更多发言的机会,可以巩固、提升说话者的话语影响力。目前由我国牵头并积极参与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项目或国际组织,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相应的组织保障和机制保障,从而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除了构建话语和制度保障话语外,如何传播国际话语也十分重要。关于话语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当代文化关切的对象,也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是进行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传播能力,这对媒体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的媒体融合研究,主要局限在国内媒体自身发展的视域下,很少考虑到国际话语传播层面。讲到媒体融合,主要是指通过新旧媒体等多种媒体形态或要素的融合产生出一种质变的传播效果。从广义上来讲,媒体融合包括各种媒介及相关要素的融合,例如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功能的融合、传播手段的融合、组织结构的融合,等等。

  实现四个层面的融合

  提高国际话语权,对我国的媒体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需要从四个层次的融合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媒介技术的创新将引领媒体融合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创新成果,可以大幅提升媒体传播的效能,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保驾护航。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云计算精准分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可以让中国的国际话语传播实现一体化协同制作,多渠道协同分发,多终端互动呈现,全媒体精准传播,让中国国际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走向“多元、互动、协同”的局面。

  行政管理构架的融合也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统一、合理的行政管理构架,机构的分离以及组织成员内部交流的阻断,由此产生的内部消耗和行动缺乏统一的指挥,就会成为媒介融合的严重掣肘。只有通过行政管理构架的梳理与合并,才能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构建科学的考评体系和评估制度,形成合理的人才奖励机制,产生各部门、各单位的协同效应,从而解决机构的重叠、多头管理和资源浪费等问题。除此之外,管理构架的融合还能促进不同知识体系在组织成员间的流通,凝聚起人才、设备和资本。例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合并,对外统一为“中国之声”,这一合并对于培养新时代全媒体人才,整合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资源,打造立体化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媒介融合不仅仅包括媒介形态、媒介机构和媒介技术的融合,还包括文化层面的融合。管理文化层面的融合是一种深层次的融合,需要行动者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转变。就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言,媒体管理者不仅应该熟悉国内媒体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还应该深入了解国外媒体的行动和思维模式,掌握话语博弈的游戏规则和国际规范,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既要立足本土,还要具有全球眼光,提升跨文化传播和交际的能力。笔者长期观察和比较西方媒体管理文化与我国国际媒体管理文化异同后发现,西方媒体管理文化鼓励媒体报道过程中的冒险和进攻精神,与我国国际媒体管理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安全稳妥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国际媒体管理文化要鼓励和奖赏记者对国外消息调查报道的大胆精神,激活我国国际媒体管理文化,提升我国国际媒体的全球知名度。

  国际话语的传播既需要国内媒体的“振臂高呼”,还需要利用国际媒体积极发声。一方面,国内媒体可以通过建立海外版或海外机构,打开对外窗口,将声音从国内传向世界。例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凭借其专业和长期积累经验,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向世界人民阐释了中国的政策、理念,回应了世界各国的疑虑和问题。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海外版本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国际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力自己建设海外窗口的国内媒体,尤其是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而言,则可以与中国国际媒体甚至国外媒体积极开展合作,共同设定议程,就具体议程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多层次、立体化的报道,实现协同、联动、共振式传播。如何打通中国国内媒体与中国国际媒体之间的隔阂,就具体议程共同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实现国内与国外两个舆论场的融合,是目前国际传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衡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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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贾文山 赵立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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