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主题为“智媒时代的传播伦理：问题、主义与前景”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数字伦理研究所所长龙耘教授主持。在研讨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等高校和媒体单位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艺术学和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技术与人的主体性、人工智能的现状与问题、数字时代的伦理规范，以及如何建构跨学科的传播伦理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广泛对话。

　　数字时代的人：主体性危机还是后人类中心主义？

　　在众多有关数字伦理的哲学探讨中，人的主体性问题往往最为核心。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技术似乎早已超出了客体范畴，而不断经历着主体化的建构，并威胁着长久以来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地位。

　　北京大学胡泳教授指出，在人工智能到来的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商业和社区的冲突，政府监控和个人资质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日益包罗万象的网络平台与亟待伸张的用户权利的冲突等问题。所有的冲突今天到来了，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只爱关注数字财富和数字商业。在互联网发展进入新浪潮的当下，我们要关注“什么东西构成‘人’的定义”这样一个终极的伦理问题。他认为，不管你同不同意，我们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一场新的心灵革命重塑人类意识。这建基于人类天生的社交性、移情能力和人道主义伦理。这应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以“数字时代的伦理弥散”为题，认为人对信息的需求还是要着眼于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完全依靠形式编码的东西，就会引发伦理冲突，也会引来一些信息管理和政策上的问题。借助媒介学的视角，伦理问题往往在人和人关系与人和物的关系的交叉中产生。新媒体的出现带来数字化社会的扩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依托于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的中介，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道德压力不再可能。一个传播发达的社会，就是所有的主体在一个媒介化体制的普遍状态中都成为媒介，成为社会性意义上的相互决定的参与者。在信息丰富的数码时代，所有的主体在媒介化的过程当中都成为媒介本身，而如何表达事物的价值则呈现为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权力博弈。人的主体性会不会在一个新的基因编组的数字化过程当中，重新编组、重新整合呢？也许这个话题不遥远，而各种不同角度的讨论参与，可以成为讨论传播伦理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