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目前主流学界对“互联网文化”（ cyberculture ）的界定以及对其基本特征的描述驳杂且宽泛，但在下述三个方面可以达成共识：（ 1 ）互联网文化是由于人们在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流、获取娱乐或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 2 ）互联网文化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形成的、在形态上有别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形态的文化；（ 3 ）互联网文化以“共享”为基本特征（ Morse, 1998; Silver et al., 2006; Turner, 2008; Nayar, 2010 ）。本文对互联网文化的考察也建立在上述理解之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独特的“国家 - 市场”二元结构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塑造有别西方社会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文化生产者至少在姿态上具有更鲜明的反建制色彩（常江， 2013 ）；另一方面，中国的网络文化形态因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也与西方社会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微电影”等在中国十分流行的网络文化形态，在西方国家却并无严格的对应物。

　　互联网在中国的勃兴催生了一系列以“后”和“微”为标签的文化形态，并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流行文化形成显著的区别。对此，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抵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对于互联网文化的形态特征做出总体上的描述。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并带有显著的悲观色彩，集中体现为对于“文化工业”、“商品拜物教”、“负价值”等语汇的过度使用（杨聪， 2008 ；阎真， 2004 ；李美敏， 2012 ；雷启立， 2009 ；许正林， 2011 ；钟琛， 2013 ）。第二类则是对较为具体的文化形态，如同人写作、网络流行语、青年亚文化、微博文化等，展开专门的分析，并尝试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学等角度做出基本的归因分析（王玉香， 2012 ；尹良润， 2009 ；李晓南、王新， 2009 ；孙秋云、王戈， 2012 ；施宇， 2011 ；杨玳婻， 2010 ；乔秀峰， 2013 ；常江、文家宝， 2013 ）。

　　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却也存在下述三个比较显著的问题：第一，大多直接套用西方文化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受众中心视角对现象做出直接的解释，进而做出或悲观、或乐观的价值判断，基本上忽略了这些理论背后的独特历史与社会语境。第二，无论将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视为“人生上网忧患始”（杨聪， 2008: 109 ），还是“公民社会崛起的象征”（李岩、纪盈如， 2013: 25 ），其实均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出研究者的焦虑感和对新传播技术的文化潜力的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影响了其对研究对象——互联网环境下的文化——的准确观察和客观判断。第三，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互联网文化形态（ formats ）的文本或机构观察，却并无针对这些文化形态的生产者的专项研究，这很容易使得相关结论和判断陷入某种文本中心主义的抽象性；而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区别于其他研究文化的路径（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ulture ）的一个显著特色，恰恰在于对于抽象性的反对（ Hall, 1996a: 39 ），这种“反抽象”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将文化、经济和社会机构剥离具体的语境，“好像它们之间只存在一种外在的或者机械的关系”；二是反对将形式、结构与内容割裂开来（ Gibson, 2007: 58 ）。这意味着我们对于特定技术环境和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形态只能进行具体而微观的观察，并杜绝将形态和内容视为独立于生产情境（ the context of production ）的“超时空”的存在。

　　本文是一项针对中国当下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研究，着重考察一个问题：中国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者究竟具有怎样的身份认同（ identity/identification ），以及这种身份认同对于公共文化与政治空间的民主化有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