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9月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界的动荡不安，使世界经济走向低迷的谷底。两三年过去，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态有所松动，但国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发展动力不足。面对金融危机的余波，全球出版业出现了衰退、萎靡和重振乏力的状态。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迅猛发展又使一批出版企业受到鼓舞，振作起来，奋力而为。挑战与机遇并存成为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界的主基调。

　　一、2010—2012年国际出版业发展环境

　　（一）各国政策环境变化对出版业的影响

　　2010—2012年，美国、英国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缓慢走出，经济有所恢复。而另一部分国家，尤其是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再次陷入欧债危机之中，经济衰退，国家信用等级降低，失业率持续攀升。在欧洲，一些国家还因此出现了街头暴乱、大选期间的政治动荡和民众对经济状况的持续担忧等负面社会现象。日本发生的大地震以及引发的核电事故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也给近800家书店造成了约为50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出版业面临着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和个人相关消费减少的双重压力。

　　在并不十分乐观的经济状况下，不同国家对出版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尽相同。美国、英国采用减少政府资金投入的方式来控制或压缩财政赤字，出版及相关行业包含其中。例如，美国削减了图书馆服务科技法案（LSTA）、夏季阅读计划、图书捐献数据库等众多与出版业直接相关的公共开支，对教育部通过学校图书馆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项目甚至出现了零投入。2011年起英国持续缩减对图书馆和英国艺术委员会的预算，这不仅威胁到图书馆馆配市场，影响阅读推广活动，甚至还波及需要政府资助的小型诗歌类出版社和少数民族作品的创作。尽管美英两国政府资金投入的减少给出版馆配业务、教育图书市场和阅读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但并未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众图书发行零售和出版物出口产生阻碍。与英美两国不同的是，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都以持续或短期政策扶持出版业的各个环节，提高出版企业应对不良经济环境的能力。

　　三年间，各国政策法律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对以电子书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市场的调整上，这包括明确定价、调整增值税、倡导标准化、治理网络发行市场环境……各国因本国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措施，但目标都是规范数字出版市场，保证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公平竞争。以“文化例外”为政策导向的法国率先通过了电子书统一定价法，明确了电子书法律概念、定价权归属、电子书销售分配原则等重要事项，从而保证了传统出版机构在电子书定价过程中的核心利益。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分别调整了电子书增值税率，以鼓励出版商开发电子图书的积极性，保护传统出版业免受数字内容提供商挤压市场空间。美国司法部则站在维护各类图书分销商公平竞争权利的角度，与阿歇特、哈珀·柯林斯和西蒙·舒斯特达成和解协议，要求出版商必须允许分销商拥有为单本电子书提供打折销售的空间。日本和韩国近年的图书数字化政策对行业的干预动机表现的比较明显，侧重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维持线上与线下销售渠道平衡。日本政府确立了支持出版物电子化的补贴机制，实施“电子书籍转换格式标准化”计划，制定开放型可无偿利用的电子书转换格式标准，希望出版业和图书馆为民众提供便捷完整的数字化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政府的努力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在韩国，多年来为解决出版流通领域的两极分化以及实体书店、网络书店失衡问题，政府采取了许多举措，但目前成效甚微。

　　（二）数字技术发展对出版业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读者对网络的逐渐依赖，传统出版业积极应对，从产品定位、企业结构、战略选择等多方面、全方位地融入数字化时代的市场，来满足读者新的需求。

　　三年间，数字出版终端经历了从单一电子阅读器兴盛到多媒体移动终端蓬勃发展的迅速变革。2010年初，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及其电子书处于全球电子书市场的优势地位。但同年苹果推出的iPad突破了电子阅读器的局限，为出版商提供了互动性、娱乐性和吸引力更强的终端设备。在此基础上，少儿、旅游、美食、艺术等出版种类虽较文学、社科等稍晚开始数字化内容开发，但其进行数字化出版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与读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实现内容的个性化服务，而将文字内容的数字化呈现放在了次要地位，反而更快地跟上了读者的需求。终端设备的丰富也为出版业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发送渠道。传统书店、网络书店、应用平台相互补充，同一内容被更多读者和用户关注。

　　数字技术发展以及在出版业中的应用为国际技术巨头强势进军出版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亚马逊通过Kindle阅读器撬动了图书零售与物流配送的依赖关系，顺利进入出版上游。至2012年底，亚马逊通过近8年时间开辟了涉及翻译图书、浪漫小说、科幻/惊悚、悬疑/惊险等6个系列的类型小说产品线，并开始收购线下出版社和出版资源，进入传统出版领域。2012年4月，微软大规模注资美国巴诺书店，开发Nook阅读器及配套平台，蓄势进入大众教育出版市场。

　　数字技术发展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业外企业进入出版产业，改变了传统出版企业的内部结构和行业链条上众多企业之间的关系。出版机构自上而下改变组织结构，通过专门的数字出版部门统筹内部数字出版战略方向和技术需求；改变人力资源配备，在高层管理者中聘请技术专家，引进数据分析师和工程师进行具体产品的开发和维护；通过收购、参股的方式与持有技术专利的公司合作，为内容资源寻求高质量的技术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出版机构已经不再是出版产业链条上的核心一环。内容与受众的紧密关系被不断强化，出版机构变为两者之间的桥梁。

　　（三）国民阅读状况对出版业的影响

　　阅读与出版业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阅读作为前提和基础，出版业无法谈及存在与发展，更谈不上繁荣。然而，影响一个国家国民阅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社会因素等。这些因素对国民阅读的影响能够辐射到整个出版行业。在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国民阅读率、国民阅读习惯以及阅读购买习惯都会或多或少有所变化。

　　国民阅读率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购买力以及支出分配，阅读这般精神食粮在经济窘况下对大部分民众来说不会成为其消费的首选。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民众会更倾向于选择电视、网络等媒体提供的信息来度过空闲时间。民众花费在娱乐文化上的时间和精力的加大也可能意味着阅读支出会有所降低。而阅读需求不振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出版行业。如，2012年初，韩国图书出版种类和发行数量都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韩国民众近几年阅读率不断下降。根据《2012年韩国出版年鉴》的调查，2007年韩国成人读书率是76.7%，2011年约为65.8%；2007年未成年人读书率是90.6%，2011年降至83.8%。

　　令人欣慰的是，欧美各国国民阅读率、阅读时长、阅读册数等数据在三年中没有如韩国这般大幅度的下降，人们对阅读的喜爱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2012年，西班牙的阅读率为63%，比2011年增长1.6个百分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众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在面对众多选择之时，大众必然会选择自认为最便捷最感兴趣的阅读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纸质阅读对一部分大众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韩国等国在一系列有关国民阅读情况调查中都对民众的电子书阅读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显示，上述各国民众电子书阅读比例都高于5%，而欧盟国家民众使用互联网进行数字媒体阅读的比例为34%，西班牙为58%。韩国“同时阅读纸介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的读者达到12.9%。自2007年亚马逊Kindle问世和2010年苹果的iPad推向市场以来，各种数字化产品扑面而来，使人应接不暇。这也大大地改变了民众生活与阅读习惯。2011年美国电子阅读者已经达到2590万人；2012年德国电子书市场共约有240万名消费者，平均每年购买电子书5.5本，其中主要是电子小说。在数字设备的席卷之下，一个新的名词“低头族”（Phubbing）应运而生。低头族们在地铁、公交、排队等所有不必须与其他人交流的零散时间里，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上网、聊天、玩游戏、看视频、处理琐事，把零碎的时间填满。这样的方式也使碎片化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短小的文章、微小说、微电影……成为大众阅读的一个重要媒介。

　　有人说，Kindle、iPad等高科技产品是图书市场的终结者，但这种说法实在是失之偏颇。尽管今天的出版市场日渐低迷，但是据《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所言，2012年的图书市场远没有支离破碎。这些平板电脑、电子阅读终端和智能手机对出版市场的发展贡献不俗：不仅可以使出版商快捷敏锐地接触到全球最新的图书市场需求，还促进电子书销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