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借助戏曲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窥测当时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些许经验。

　　官府对戏曲传播的及早介入与引导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雅之堂” 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元杂剧《赵氏孤儿》，主人公高唱“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畅言“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标青史、万古留芳”。又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方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 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

　　《御制大明律·洪武三十年五月禁搬杂剧》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官府的禁限有一定的现实考虑，“亦不必问古人实有是事否，而触目感怀，啼笑与俱，甚至引为佳话，据为口实”（宋廷魁《介山记或问》）。这种历史的传播即剧作者的虚构历史演化为受众接受的虚假真实，确实需要引起执政者的警觉。官府的介入一方面体现了戏曲涉世的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也为戏曲的发展制定了儒家伦常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