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全民织网”的Web2.0时代，无数普通人成为信息的主动生产者、发布者、传递者和组织者，并以新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在这种全新的传播生态中，组织与外部环境（尤其是普通社会公众）是依据怎样的关系进行信息交互和传播活动的呢？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传者-受者”关系相比，组织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传播关系是否

关键词：组织；传受关系；对话；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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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全民织网”的Web2.0时代，无数普通人成为信息的主动生产者、发布者、传递者和组织者，并以新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在这种全新的传播生态中，组织与外部环境（尤其是普通社会公众）是依据怎样的关系进行信息交互和传播活动的呢？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传者-受者”关系相比，组织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传播关系是否出现了新变化？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在Web2.0时代，由于普通社会公众在传播过程中地位和力量的上升，在组织面对社会公众进行外部传播活动的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正逐渐演变为更为平等的、双向互动的、充满人情味的“对话者”关系。

　　关键词：组织；传受关系；对话；Web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时代的组织传播》（2006JDXM064）

　　作者简介：唐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生，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讲师

　　以博客、微博、播客、社交网络、维基、TAG和RSS等应用为核心的Web2.0，标志着原来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正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1] 在这一“全民织网”的新技术平台上，无数普通人不仅实现了与网站（尤其是门户网站）的联系，更可以成为信息和知识的主动生产者、发布者和组织者，并且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广泛互联——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得如此众多的普通人登上传播的舞台。

　　在这种全新的传播生态中，组织与外部环境（尤其是普通社会公众）是依据怎样的关系进行信息交互和传播活动的呢？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相比，组织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传播关系是否出现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仅仅是组织外部传播图景中的细枝末节，还是引发巨变的革命性力量呢？本文将从组织外部传播传受关系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试图为我们理解组织外部传播在Web2.0时代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奠定基础。

　　在以印刷传媒、广播电视传媒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大众传播媒介使信息的大量复制、保存和快速传输成为可能，受众有可能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内容更丰富的信息、来自遥远地方的信息，组织外部传播实现了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但这种方式，是以传受双方在传播过程中悬殊的力量对比为代价的。“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2]无论是在以印刷媒介占主导的古代时期，还是在广播、电视媒介发展并普及的近现代，传播技术始终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或组织的手中。因此，受众与传播者并非平等交流的双方，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始终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

　　但是在Web2.0时代的今天，各种新兴的传播技术和手段，尤其是 web2.0阶段诸多“社会性媒介”^[3] 的推广，使得普通社会公众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接收信息、传递信息、甚至是生产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转化为普通社会公众的个人意见表达能力、公共事务决策参与能力、对组织进行评价并施以影响的能力等，并使得普通人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力量不断提高。

　　说到底，媒介自身并无专属的特性，谁是主要的使用者，谁就决定它的权力属性。^[4]

　　传统大众媒体垄断格局的打破 ^[5] ，实际上意味着媒介（尤其是各种web2.0阶段社会化媒介）不再仅仅为政党、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组织所用，而是同样可以为数量巨大的普通社会公众所用。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下我们发现，传统意义上作为组织外部传播受众一方的社会公众，与传统意义上作为传播者一方的组织，在传播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差距缩小、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倒转的趋势。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受身份处于互换的动态过程中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近和使用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经济成本（如购买广告版面和时段的成本）和受关注价值（如政府、知名企业等往往比普通社会公众更受到大众媒介的关注），甚至是独特的政治控制力和经济影响力，组织外部传播活动中的传者通常是能够接近和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如政党、政府、企业或学校等。作为传播者的组织一方，其传播意图总是能够得以充分地表达；而作为受众的普通社会公众，则很少能够具备足够的成本支付能力和受关注价值，得以实现通过大众媒体主动传递出自己的声音。即便有来自受众的反馈，也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经常性的、原生态的意见表达。因此，只能“听”而不能“说”的一方，显然在传播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

　　但是，以web2.0阶段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数字传播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使得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不再明确，传播和接收信息几乎可以同时完成，人们在瞬间就能进行角色转换。在组织外部传播活动中，这不仅仅意味着普通社会公众能够更快、更及时、更丰富地对传递出信息的组织进行反馈，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既是受众，每个人又都是传播者。一旦人们获得了转换角色的自由，受众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掌握和控制信息，并参与到信息的提供和传播之中。^[6] “不管站在前面的还是躲在后面的，人们表现出渴望被认同和影响世界的强烈意愿。” ^[7] 但只有当社会化工具掌握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受众，这一“意愿”才可能得到实现。

　　早在1980年，托夫勒的畅销书《第三次浪潮》就预言了一种新类型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他们既是DIY生产者，又是离线市场中的消费者。这是一个大的设想，但是，如果没有web和数字技术作为依托，那么大多数在线宽带和移动用户将无法实现这次重大的飞跃，他们依旧是被动的浏览者和读者，而不会转变为主动的协作上传者（或发布者）、社会参与者以及个人贡献者，也不会成为web的创建者。^[8] 正是在Web2.0阶段各种社会化工具的推动下，Toffler的预言在组织传播领域也正在实现。传统的“受众”作为信息的消费者正转变为为信息的“生产型消费者”。这使得“媒体权力发生结构性变迁”，即过去长期处于弱势的普通社会公众一方正实现传播地位的不断上升和传播力量的明显增强。^[9]

　　二、信息内容的“组织中心”立场趋于弱化

　　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组织通过大众媒介向社会公众传递的信息内容，往往是为数量巨大、缺乏个性的普通社会公众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而非受众个体的需求决定的差异化产品。在这种宣传式的、告知式的、说服式的、教育式的甚至是命令式的组织外部传播活动中，信息内容的生产通常是作为传播者的组织自身和作为把关人的大众媒介从业人员的视点进行的。除此之外，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信息的组织规则和秩序通常掌握在处于强势地位的信息发布方——组织的手中，普通社会公众个体在接受这些已经被系统化、秩序化了的信息的过程中，由于难以实现和伸张对信息秩序的组织和安排权利，因此通常处于弱势地位。

　　然而，这种情况在Web2.0时代的今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方面，Web2.0阶段各种社会化媒体和社会计算技术为标志的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组织外部传播复杂网络上的信息生产和交换本质，使得信息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生产和扩散状态。在信息爆炸导致信息过剩的时代，信息的“供大于求”导致过去的“人找信息”变为今天的“信息找人”，可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 西蒙（Herbert Simon）所说：“信息的丰富，产生注意力的贫乏” ^[10] ，实际上反映的是无限膨胀的信息资源和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组织传播面临的首要变化，就是信息传播从传者（即组织）处于强势的“卖方市场”，转变为受者地位不断增强的“买方市场”。与此同时，以谷歌为标志的众多互联网搜索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普通社会公众的信息检索成本和获取信息的准入门槛，因为信息海洋中的信息只有交由用户自己进行过滤和组织的时候才最有价值。针对向外界发布信息、希望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交流的组织节点，普通社会公众通过搜索引擎、网上订阅(Subscribe)、视频点播(Video On—command)以及RSS等信息聚合和推送技术，具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人们总是选择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有趣的、诚实负责的组织传播节点建立联系，甚至主动成为其博客、微博、SNS或IM账号的订阅者（subscriber）、跟随者（follower）、好友或“粉丝”（fans）。

　　另一方面，普通社会公众不仅仅拥有对信息进行自由选择和搜索的更为强大的能力，诸如Delicious、Flickr、维基百科等庞杂而多姿多彩的web2.0网络工具还赋予了社会公众对信息秩序进行组织和安排的能力。以维基百科为例，其内容的组织方式由用户的使用秩序决定而非由网站的内部秩序决定，而用户对信息碎片的拼装和排列方式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和机动性。在网络中，我们可以借助标签、书签、歌曲列表和博客等工具，理所当然地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组织信息，因此，用户们如今控制着自己所浏览信息的组织结构，但这不再是唯一可用的体系，也未必是最好的体系。简而言之，组织对信息秩序的组织权、控制权被极大淡化。对此有研究者曾这样指出：“我们在建立一个不断生长的智能叶片堆，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当时的需要来组织这些叶片。有些发现其定义的组织方式将会是草根式的；有些则会是官方的。有些只适用于部分人群；有些则能产生大的群体；而另一些会颠覆现有的群体。有些会很搞笑；有些则很悲壮。然而，决定这些叶片定义的只能是用户本人。” ^[11]

　　正因为此，社会公众拥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信息选择主动权和对信息秩序进行组织与安排的能力，其地位的持续提升，使得组织在外部传播活动中进行信息内容的生产时，不得不抛弃“自我中心”的惯性思维，更加尊重社会公众的真实的、个性化的、全面的需求。

　　三、社会公众的新聚合趋势

　　“人们渴望彼此间建立联系” ^[12] 。但是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物理范围内进行彼此间的信息分享和意见交换，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就更高，因此受众具有众多、复杂、分散、隐匿的特点。 ^[13]这一现象，导致传者和受众的平等关系进一步失衡。

　　但是在Web2.0时代的今天，以各种社会性媒介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为渴望彼此间建立关系人们创造了新的条件。今天的普通人们，不再仅仅是以传统意义上所属“单位”（如工厂、机关、学校等）实现聚合，在各种社会性媒介的支持下，可以以相似的兴趣、态度、价值观念、利益、甚至是特殊情境下的共同感受和情绪为主要纽带，形成某种可快速聚合或离散的特殊群体。人们通过形成或归属于这些群体，为自己的某种需要（甚至是非主流的、怪异的癖好）的满足找到捷径和归宿。Facebook之所以能实现井喷式发展，正是因为在线社会网络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使得人们能够以以前不可能的方式来通信和协作。具有共同目标和兴趣的人（即使具有非常专业化和不同寻常的追求）更容易互相发现，并组成小组。 ^[14]这些小组中的成员“不是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地靠正式制度强制待在一起”，而是“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 ^[15]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组织（group）这个词理解为包括人们的任何集合” ^[16] ，那么这种在web2.0条件下出现的松散的、临时性的群体，也具备了某些类似“组织”的特性，甚至是一个有集体利益、有意见倾向性、有人格特质甚至是有行为能力的“类组织”。用舍基的话来说，它们是“具有松散结构的群体，可以出于非赢利性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运行”；“它们既像生日聚会那样非正式，同时又具有一个跨国机构的行动范围。” ^[17]

　　因此，在组织外部传播的图景中，“大众”从一个浑沌的受众整体，化解为大量独立自主的、富有个性的社会个体，然后以新的方式实现汇聚和集合。 ^[18] 这使得过去难以拥有平等话语权的普通社会公众，在与组织的传播和交流中，拥有了更强的力量和更高的地位——因为“社会性媒体”大大提升了身处一个个不同聚合体中的人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 ^[19] 。正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社会活动家和行动主义者这样论述：

　　“平坦的世界给了他们巨大的能量，今天的互联网使得那些最小的社会团体也能把他们的活动上传，并公诸全球，他们能建立全球的联盟，揭露或是羞辱最大的跨国公司。如果这些青年男女用互联网和平坦的世界来做一些欺骗或不诚实的事情，是不会有长久影响的。但如果他们做的事有价值的，他们就能在一夜之间让最大的跨国公司改弦更张或苦苦求饶。但如果跨国公司做了正确的事情并得到了社会活动家们的表扬，这些表扬也能使跨国公司得到真实的收益。”^[20]

　　这种特殊的新式“组织”在人类社会迈入Web2.0时代之前是难以形成的，因为虽然“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21] 但以“社会性媒介”为代表的新技术，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这种“类组织化”的转变使得组织外部传播传受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也促使组织一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普通社会公众中的一个个意见聚合群体，是如何进行分享、合作和采取集体行为的，从而寻找到最为恰当的传播方式与策略。

　　四、社会公众生产和发布信息的质量大幅提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其中宽带网民的规模达到了36381万，使用电脑上网的群体中宽带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8.1%。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应用和服务的推陈出新，为网民提供了丰富的线上生活平台。而Web2.0“用户创造内容”的互联网发展新模式的展开，也为网民提供了绝佳的信息生产和发布的平台。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普通社会公众可以以较低的技术和金钱成本，实现对多种电子表达手段（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对各种技术工具（如Java语言，编写网页的工具、动画制作软件）、对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如学术、影视、新闻、图片数据库）的应用。除此之外，以谷歌、QQ为代表的出色易用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使网络信息的检索、聚合以及线上的沟通互动变得更加便利，并因此催生了网民建立的“自媒体”或线上小团体。这些由普通社会公众个人建构的平台或“类组织”通过注入个人博客、群体博客、社区论坛等形式，结合网络的各种服务和应用进行海量的信息生产和发布。因此， Web2.0时代的普通社会公众正不断提高其生产和发布的信息质量，并逐渐缩短与组织的差距。

　　总的来说，当过去专属于某些专业阶层或组织机构的能力（包括传播）逐渐转移到公众手中时，划时代的变化就会产生。组织传播以往的传播者失去了对信息发布的垄断地位，成为新传播技术平台上的一名普通的“信息平民”。^[22]相反，社会计算和社会性软件，使得个人用户只需相对较低的网络技术经验就能在社会交互活动上展现他们的创造力、贡献专业知识、共享内容、共同开发新软件、传播信息、组织信息，甚至形成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23]普通社会公众在组织外部传播活动中的能力、话语权和地位则不断上升，“思考并大声表达的个体现在也有了分量”^[24]。因此，今天的组织和普通社会公众，在组织外部传播活动中的力量差距正趋于缩小。

　　如果我们将观察的眼光放远一些，在人类社会传播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相应地发现，正是传者和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着传者和受众之间关系的特质，并使之呈现出历史性的变迁轨迹：

　　口语传播时代——低效率传播条件下的相对平等、交互程度高的传受关系

　　这一阶段相当于人类从组成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文字的出现、以口语为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阶段。此阶段中的传播活动，是在近距离空间范围内的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传播。

　　由于语言这种“人类最早的技术发明”^[25]是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可以自如地运用这一技术发明，导致传播活动的进入门槛非常低，所以受众与传播者在传播工具的拥有方面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传播技术极度不发达的状况也决定了传播活动只能在面对面的近距离范围内进行，这就使得受众在传播过程中非常及时方便地对信息做出反馈。除此之外，口头语言还可以被视为“丰裕度” ^[26]很高的媒介，因为人们在口语传播的过程中还可以对多种提示信息（如肢体语言）加以运用，并且实现对个体的关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传播活动中，功利目的的实现并非传者和受者进行“交谈”的唯一目的，有时往往是为了实现爱与感情的联系，满足人们内心的感性需求。正是因为面对面口语传播符合人类基本的交流需要，即使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是人类社会任何发展阶段中最基本的媒介。 ^[27]

　　因此，如果排除社会关系因素就单纯的传播活动来说，这种生动的、双向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与另一方是平等的——平等地使用传播手段，平等地发布和接收信息，平等地对信息内容做出反馈，并且双方不断互换角色。^[28]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对话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作为人际传播的典型形态，对话支配了以言说、话语为标志的整个口语传播时代。” ^[29]在这样的时代中，传播活动的传者和受者，是以“对话者”的面目出现在彼此面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相对平等的传受关系的实现，是以传播效率的低下为代价的。

　　大众传播时代——较高传播效率条件下的不平等的、交互程度低的传受关系

　　这一阶段是自文字出现开始到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之前，主要包括印刷传媒阶段、广播电视传媒阶段的“大众传播时代”。在这个阶段的传播活动，是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大众传播技术——无论是在以印刷媒介占主导的古代时期，还是在广播、电视媒介发展并普及的近现代——始终掌握在少部分人或组织的手中，因此，受众与传播者相比已不再是平等交流的一员，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可以说，在大众传播的方式下、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播系统中，要想使信息的传、受过程大体达到均衡状态，取得传播协调是费时的、费力的，是困难的。” ^[30]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人类进入了以书写、文本为标志的文字传播和印刷传播时代后，口语传播的当下性、即时性、“亲密感”或现场（临场）感丧失了，双向、互动的对话精神难以实现。20世纪，人类进入到以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为标志的电子传播时代，个人性的传播完全被公共性的传播所取代，而听广播的听众和看电视或电影的观众，在声音和图像面前，沦为一个失去了言说权和书写权的被动“受众”，一个无法参与的、剩余的“他者”。可见，大众传播离口语传播的那种当下性、实时性和即时性越来越远，使直接参与对话愈发变得不可能，因而沦为“独白”。 ^[31]

　　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传播使信息的大量复制和保存成为可能，受众有可能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内容更丰富的信息、来自遥远地方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大众传播时代开启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人类进步的足迹”。传播效率的极大提高，伴随着传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这一阶段重要的历史特征。

　　Web2.0时代——更高传播效率条件下的传受关系重新趋于平等和高交互性

　　这是以互联网的出现为标志，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在传播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的阶段。美国学者马可•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将此阶段称为“第二媒介时代”，即“以互联网为代表、以个人融合为模式、以无作者权威为特征的双向互动的媒介时代”。^[32] 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尤其是web2.0阶段传播手段的支持下，更大空间范围内（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很多人”得以向“很多人”传播。

　　马克思曾指出，对弱势群体和无权者的恰当定义是：“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33] 但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公众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接近和使用各种新兴的社会化传播工具，传媒不再像大众传播时代那样掌握在组织和少数人少中。受众地位的这种变化，无疑是人类传播史上最深刻的变化。^[34]因为很多普通人可以在新传播技术和工具的支持下成为“大型对话中平等的参与者”——而这正是“对话”得以实现的要件之一。^[35]

　　与此同时，新的社会化传播技术使得传播效率进一步提升，信息的流通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了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甚至“废弃了空间的向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面对面的人际互动”，^[36]从而保有较高的反馈性和丰裕程度，另外，人与人之间非功利的传播活动得以在新传播手段的支持下再次实现。有研究者指出，“网络的魅力——从人类媒介传播的角度来看，即在于它是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集大成者，是媒介传播回归人际化的最新成果。”^[37]或者说，以现代数字网络技术为基础的人类传播（包括组织传播），实现了“在更高层面上对对话特质的回归”^[38]。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尤其是web2.0阶段的互联网传播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媒介平台或传播工具，而是一种创造全新人类传播生态系统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个全新的系统中，社会公众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得以创造、分享、使用信息资源，而过去，这一资源更多为组织或少部分社会成员接近和占有。由此引发的深刻变化，将导致个人与组织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个人与媒介手段的关系发生变化，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

　　正因为此，随着信息环境的不断变化，过去拥有不平等话语权的、传播力量悬殊的、缺乏人性化关系的“传者”（即组织一方）和“受众”（即社会公众一方）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更加平等的、双向互动的、充满人情味的“对话者”关系。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对原始传播技术条件下的人际对话的简单回归，而是在Web2.0时代新传播技术支持下的、拥有全新传播规律和更高传播效率的更高层次的“对话”。

注释：
[1]中国互联网协会：《2005—2006中国Web2.0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2006年。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1页。
[3]或称“社会性软件”、“社会性工具”，指的是支持成组的通讯软件（social software, software that supports group communications），它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博客、开放源代码、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维基等软件。
[4]周笑、傅丰敏：《从大众媒介到公用媒介：媒体权力的转移与扩张》，《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6卷第5期， 74-78页。
[5]顾明毅、周忍伟：《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6卷第5期，
[6]陈力丹：《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5期。
[7]李少宇：（《互动网络广告创意越走越窄吗？》，《现代广告》，2009年第10期，88页。
[8] [美] Amy Shuen著，赵俐、盛海艳等译：《web2.0策略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13页。
[9]周笑、傅丰敏：《从大众媒介到公用媒介：媒体权力的转移与扩张》，《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6卷第5期， 74-78页。
[10][美] 卡尔•夏皮罗、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5页。
[11][美] 戴维•温伯格：《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35页。
[12]李少宇：《互动网络广告创意越走越窄吗？》，《现代广告》，2009年第10期，88页。
[13]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81页。
[14] [美] Amy Shuen著，赵俐、盛海艳等译：《web2.0策略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63页。
[15]姜奇平：《未来为什么是湿的》（为《未来是湿的》所作序），见（美）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页。
[16] [美] 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法律出版社，2008年，5页。
[17][美] 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1页。
[18]周笑、傅丰敏：《从大众媒介到公用媒介：媒体权力的转移与扩张》， 《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6卷第5期， 74-78页。
[19] [美] 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3页。
[20] [美]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395页。
[21] [美] 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4页。
[22]石艳红：《21实际的网上新闻工作者》，《传媒天地》，1999年第2期。
[23]刁塑、吕廷杰：《社会计算的特点及其长尾特征探析》，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10页-15页。
[24] [美] 戴维•温伯格：《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37页。
[25]李庆林：《传播技术塑造文化形态》，《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7期。
[26]Trevino, L.K., Lengel, R.H., & Dart, R.L.(1987) Media symbolism, media richness, and media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553-574.
[27]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301页。
[28]张香萍：《浅谈传播技术引领下受众地位的提升——传播学学科构建的一种视角》，《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85-86页。
[29]李智：《论网络传播中的对话精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07-109页。
[30]孟威：《网络互动》，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25页。
[31]李智：《论网络传播中的对话精神》，《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07-109页。
[32]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79页。
[33]卡尔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转引自罗贻荣：《走向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5页。
[34]张香萍：《浅谈传播技术引领下受众地位的提升——传播学学科构建的一种视角》，《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85-86页。
[35]罗贻荣：《走向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5页。
[36]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54-56页。
[37]杨桂荣：《重新面对面：回归人际化的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年。
[38]李忱：《对话：传播的本质回归》，《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38-41页。

　　

责任编辑：丁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