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蚂蚁效应”形象地呈现了集群的力量，既可以帮助蚂蚁建成它们理想的“家园”，也可能以隐匿的方式产生不可预知的巨大破坏力，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群体传播时代，网民之间的自发互动与聚集行为与蚁群行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亦是利弊共存。只有厘清了群体传播的表层特征内在动因，才能辩证看待当下最具传播力与爆发力的这一传播形态，从而尽力规避其传播风险，更有效地传递正能量。

　　【关键词】群体传播；蚂蚁效应；集群行为；匿名；自组织　

　　【作者简介】隋岩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导；张丽萍系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语言对话语权、社会情绪、价值观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4AZD12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9

　　“一群蚂蚁选择了一棵百年老树的树底安营扎寨。为建设家园，蚂蚁们辛勒劳动，挪移一颗颗泥沙，又咬去一点点树皮……有一天，一阵微风吹来，百年老树轰然溃倒，乃至最终零落成泥。”这段文字不乏诗意地描述了蚂蚁搬家的漫长历程，也形象地表达了“蚂蚁效应”的双重结果，即集群的力量既可以帮助蚂蚁建成它们理想的“家园”，也可能以隐匿的方式产生不可预知的巨大破坏力，令“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谓“成也蚂蚁，败也蚂蚁”。

　　人类社会或许正经历着一场隐匿着“蚂蚁效应”的媒介变革，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介的迅速普及令世界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群体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所谓群体传播，是指非组织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传播活动。其最大的特点是群体成员自发集聚，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信息的来路无从得知，去向也无法控制，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传播中甚至产生奇异的回流现象。” ①

　　这一时代的莅临，创造了最具爆发力和传播力的传播形态，信息的极大丰盛与传播的自由自主令人欢欣鼓舞，酣畅淋漓；然而，却又因其匿名性、无序、盲从等特点，成为最具风险的传播形态。从内在机制上厘清群体传播的特征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将会在确保其传播力的前提下降低其风险性，在减少破坏性的同时增强其建设性。

　　一、表层特征：重信息，轻信源，无把关、真假难辨

　　当外出觅食的蚂蚁发现食物后，便会释放出一种特定的“信息素”，告知蚁群食物的方向和位置，蚁群中的其他蚂蚁接收信息后，按照信息提示的方向出发觅食。此时，蚁群关注的是信息本身，至于是哪只蚂蚁发出的信息则无法判断，或许压根没想过要去核实这只发出信号的蚂蚁的身份。反观新媒介环境中的信息传播，又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大众尤其渴望获得相关信息，此时，一旦有与之相关的信息出现，受众往往会忽略发出信息的信源，注意力直指信息本身。而这种对信源的遗忘恰恰吻合了互联网传播的匿名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中传播主体的权威性，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为“人人都有麦克风”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每一个人都持有一部手机、或者更便捷的其它信息传输工具，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并能随时获得信息反馈时，信息传播者的身份随之变得更加多元，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相互转换着，以主动、自觉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当下的传播大环境中。如此，群体传播的魅力彰显无疑，信源的扩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信息量，更成为表达言论自由，寻找真相，达成共识，展现自我，建构主体性，寻找身份归属感的社会利器。

　　信息的极度丰盛便意味着信息的产能过剩，这与后工业社会，或者称之为消费社会的显著文化特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也正是群体传播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信息的丰盛固然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但伴随而来的却是信息的泛滥，无意义的信息和虚假信息耗费了人的注意力，由此引发的谣言更是打破了社会的平静，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群体传播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从贵州瓮安事件到西藏“3·14”事件，从四川“蛆橘事件”到山西“地震”事件，从恶意抹黑“张海迪”、“雷锋”事件到“被去世”的各种名人，以及“马航失联”事件，都因谣言滋生产生了诸多不良社会影响。究其原因，这与传播者身份的匿名性、信源的不确定性、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形态关系密切。“群体成员身份的匿名性带来信源的不确定性。集合行为中的群体，通常是联系松散、自发形成的偶然群体，群体成员彼此大多不认识，群体成员的身份被人群淹没，又不受任何主体和机构管理，处于不受社会约束的‘匿名’状态。” ②信息缺少了把关，意味着其真实性无从考证，然而“在法不责众的心理下，群体成员往往会不假思索、不顾后果地将流传到自己这里的信息传播下去，甚至做出种种冲动举动。这样，信源与信宿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即信息是谁发布的，向哪里流传，会引发什么样的效果，都是不确定的。这就为谣言、流言的滋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③很多情况下，传播者本身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甚至在转发的时候也会发出提醒“难辨真假，先转，请留意”，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防御心理也加剧了群体传播的风险性。

　　二、结构机理：看似无序，但隐匿着稳定结构，这是互动行为的直接动因

　　蚂蚁的行为看似毫无章法，但生物学家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蚁群具有严格的组织架构与身份属性，生存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组织系统中，正是这种相依性让它们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遵循着一套独有的生存法则。曾有学者深入探讨过个体的简单行动是怎样组合成了群体的复杂行为，认为蚁群运作的要诀之一是：“没有哪只蚂蚁执掌大权。没有将军来指挥武士没有经理来使唤工人。它们靠的是个体之间的无数次互动，共同遵循着一套简单的经验法则——科学家称之为‘自组织系统’。” ④

　　群体传播亦是如此，网民个人的传播行为看似缺少了把关人和管理主体，但一旦参与到群体中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集合成一个群体后，却能在互动中确认自己的身份，随后按照这一身份自觉地去行动，主动遵循着群体内的一套隐性的秩序法则。这套隐匿的秩序，在无形中以价值观或某种权益为中心，为群体的行为设定了一个结构框架，以便信息在看似散漫的“无物之阵”中有迹可寻。以网民在微博、贴吧、论坛中的发言、互动为例，参与某个话题的讨论者，互不相识，发言也较为随意、自由。但关注这一话题、并转发、评论者，首先是对此话题感兴趣；在讨论者与传播者中，又可能会有支持者或反对者，这又会产生两个群体，两个群体在此进行博弈与互动，有可能分化为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体，也有可能随着事件的进展最终达成舆论的共识，甚至还会产生舆论的逆转。无论最终产生何种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的交流与互动看似毫无章法，但总会以某种价值判断、观点态度为讨论中心，或者以争取某种权益为讨论焦点，在纷繁复杂的言论表象下面，掩盖着相对一致的态度、情绪或精神内核以及利益追求，吸引着参与者主动传播甚至生产信息。也即，参与群体传播的传播主体会主动判断这种传播行为是否符合自身价值观，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或者仅仅希望通过信息的传播完成自我身份的群体归属，抑或不被社会孤立，甚至仅仅是通过参与娱乐的狂欢获取某种谈资。

　　在传播个体通过互动建立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中，个体的集结往往基于特定时空中相似的价值观，或是在某个事件中较为一致的立场和权益，暂时成为一个没有管理者的群体。此时，“地缘的社群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⑤这实际上为个体的发言、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平等、自由的机会，更能激发起个体参与传播的欲望，进而以此进行自我表达或争取某种权益。

　　在群体互动中，个体之间的情绪是最易相互影响的，而这种群体情绪的相互影响恰恰是助长信息变异的重要因素。“集合行为中信息传播的同时常常伴随着情绪的传播，而集合行为中的人们通常处于亢奋状态，行为之间容易相互模仿，情绪之间容易受其他人的暗示及整个氛围的感染”。⑥在此，参与个体的立场及价值取向决定着信息传播带来的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是引发集结群体的狂欢，还是导致群体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传播带有某种盲从性，看似无序，甚至失控，以致信息变异为谣言，但却处于被某种特定价值观或权益支撑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中，正是这一结构的支撑，成为个体积极参与传播行为的动力，也为原本混沌的群体，搭建起了一条隐性的秩序链，成为看似无序，实则有据的传播形态。当结构支撑的价值观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时，群体传播将带来更多正能量，否则将引发更多的负面社会情绪，甚至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辩证认识：核裂变式的病毒传播产生的爆发力

　　微博的影响力往往体现在热点事件的传播中。热点事件发生后，微博会因其病毒式传播模式迅速引发集合行为，大量网民对同一主题的关注、参与，构成了“网络群体景观”，为舆论的达成提供了集结路径与物理空间。而能够令网民主动传播信息，促成核裂变式传播的内在动因正是群体成员秉承的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诉求。加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介入，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被迅速扩散，成为更强大的舆论合力。这种合力的结果，“要么建起自己的家园，要么毁掉一座城池”。

　　2014年9月28日，香港反对派和敌对势力突然宣布进行“占中”非法集会，并于9月29日晚宣布正式占领中环，试图以此扰乱香港秩序，破坏香港稳定。10月2日“占中”者与警方相互对峙，并提出了诸多无理要求。接下来非法“占中”者堵塞交通、阻碍政府人员正常办公、小规模暴力冲突等极端行为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相关消息在国内迅速发酵，成为国内主流媒体及网络媒体的追踪热点。截至12月中旬，“占中”行动已持续两个多月，其间涉及“占中”的新浪微博多达上百万条，微博舆论迅速形成并持续扩散，以交互式的传播形成逐级上升的舆论波。网民纷纷在微博中谴责“占中”者的破坏行径；继而支持市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呼吁理性爱国、爱港，提醒“占中”者不要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否则将成为“众矢之的”，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网民们的谴责声浪日益增高，维护香港秩序稳定、保护香港市民人身安全的诉求将群众凝聚起来，形成人数庞大的群体。同时，微信圈里谴责“占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分析“占中”行动的评论也被纷纷转发，至此，“占中”的非理性与破坏性已经显露无遗，敌对破坏分子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加之传统媒体的集中报道，与网络舆论的声音形成了共振，共同建构起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场，这一舆论合力令“占中”者渐失舆论阵地。2014年12月11日香港警方对金钟地区的违法“占中”进行全面清场，持续了70多天的“占中”行动在舆论的一致谴责声中逐渐落下帷幕，极端分子搞乱香港的险恶企图随之被粉碎。这场反“占中”的舆论战，既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也提升了国人的凝聚力，群体传播的爆发力与传播力彰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