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在香港与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友西报》提供的史料中，反映出澳门在这个时期经济进行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一是政局动荡与经济困境；二是澳门与鸦片贸易；三是澳门与苦力贸易；四是澳门早期博彩业，澳门彩票与经营方法等；五是英国商人与商业机构从澳门迁往香港。

　　关 键 词：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澳门经济；澳门史；中国近代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澳门发展史》(批准号:09YJA770022)

　　作者简介：叶农(1964—)，男，湖南长沙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澳门史研究；欧阳开方(1979—)，男，湖南衡阳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硕士生。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处于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战前，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是海外贸易，但鸦片战争给澳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表现在:随着五口通商，一个“通商口岸”体系形成了，而且中国外贸重心北移了;香港的崛起与华南经济中心换位，给经济日渐式微的澳门致命一击;澳门葡萄牙人要乘机攫取澳门的管治权，政治上的紧张必然传导给澳门脆弱的经济。在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危机面前，澳门方面只好认真地进行经济转型工作了。澳门方面也曾经做了许多转型的努力。首先是在澳门推行“自由港”政策，但它并未给澳门带来繁荣，反而给来了经济萧条;其次，它曾利用粤西海岸及西江地区迅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来使自己成为这一新发展起来的“次区域”，进行着从“广州外港”向“粤西南区域商埠中心”的转型尝试;而在此同时，在澳葡当局的支持下，澳门的经济开始从“国际贸易”向“罪恶交易”的深渊滑去。这些“罪恶交易”包括罪恶的鸦片贸易、肮脏的苦力贸易和畸形的博彩业。澳门经济在战后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故本文将以《华友西报》中澳门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经济问题史料为基础，以探讨这些新发展。

　　一、政局动荡与经济困境 

　　在 19 世纪的 40 至 60 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葡人在澳门推行殖民扩张，虽然逐步取得了对澳门的管治权，但因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故葡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122。自从葡人在澳门实施“自由港”政策以来，内部因为政治动荡，外部因为香港的竞争，澳门的政治、经济都经历了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澳门政府财政亦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澳门经济萧条、财政困难的具体情况，该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动荡后果:财政困境

　　澳门政局动荡使得澳门经济的衰落，其反映之一就是澳葡政府财政困难。《华友西报》1844 年 10 月 2 日报道了澳门悲惨的财政困难状况:“在我们面前有一份澳门财务悲惨状况的令人发愁的报告。澳门政府名义上已经破产了，没有薪金付给可怜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军队，他们身穿葡萄牙军服，有着意义不明的尊严。我们听说，自从 4 月起，政府金库已经空空如也，——军队威胁说他们将不再忍受，暴乱都不是不可能的了。在澳门，［海关人员］人们极其有耐心地检查，试图从陌生人的行李中找出一些细枝末叶来。香烟、啤酒、白兰地或者柠檬水都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几磅白糖也逃不过他们的法眼。后来，他们因此而搞出了一项严重错误，缉获一盒不需纳税的珠宝。在它的所有者能够使其脱离海关的控制之前，4 大锭白银被吞食了①［2］。

　　从 1845 年 12 月到 1846 年 4 月，澳门的公务人员都未领到薪金，孤女院、教堂、修道院也都领不到应得的救济金［3］27。这是在 40 年代“自由港”政策与扩张政策实施之前的情况。澳门被葡人擅自宣布为“自由港”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无以应对的财政赤字。正值澳督新旧接替，里斯本政府似乎意识到在华行动的错误。于是在给新任总督亚马留(Joo Ferreira do Amaral)的指令中加进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经过亚马留的一系列殖民扩张行动之后，进入 50 年代，澳门财政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导致了澳门葡国军队哗变。1850 年 1 月 10 日，70 名从果阿调来澳门的印度兵哗变，他们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威迫议事会，甚至扬言要去抢劫前山，并以武力攻占了大炮台。议事会只好通过贷款付清所欠军饷，事情遂以平息。该报 1850 年 1 月16 日评论道，澳门的财政危机是由于“自由港”政策的实施，导致财政来源断绝，而庞大的驻军又急需资金:“澳门:署上日期为 12 日的一份备忘录谈到了前些日子军队试图暴乱。……可以预期的是支付给军队的是一笔大数目。旧有驻军已经进行了很大的忍耐，虽然他们蒙受很大的贫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最近来自果阿的欧洲自愿队却是足额支付的，前者因此变得吵吵闹闹。在上星期三或星期四，他们一大群来到广场，要求付薪。此困难是通过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解决的——使他们有足够的薪水——对原则的违背是可见的。……”［2］

　　到 1851 年，一名叫怀特(White)的英国人到中国调查苦力贸易的情况时，看到澳门“已在衰落中，一切产业都比较地不值钱”［4］399。据卡尔德依拉(Carlos José Caldeira)描述:中国海关被捣毁后，大批澳门华商和其它外国公司“不得不离开澳门，迁埠黄埔……从此华船不再光临澳门，我们的船不再有人租用，以前几乎是(华商)各行包租的。许多房屋和仓库空着待租。再加上其他原因，财富日益减少，贫困日益加剧，以 致 到 了 今 天 这 种 骇人听闻的地步。……”［1］议事会亦有类似报告:“澳门无数的商号、零售店、作坊、工厂靠行商为生。没有行商，他们无法立身。他们的数量会锐减，可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行商为我们的飞剪船及大船提供了生意，租用我们的库房和仓库。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计。……”［1］122

　　(二)绝处逢生:走出低谷

　　在澳门总督官也 ( Pedro Alexandr in daCunha) 死后，贾多素 ( Francisco António Gonsalves Cardozo)出任澳门总督，澳门的情况，在他的治理之下，开始出现好转。1851 年2月26日，该报报道:“在最近对澳门的一次访问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情况，总督贾多素以值得赞扬的方法，成功地进行着总督的生涯。……”［2］而吉马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es)任澳门总督后，澳门财政状况才大为好转。该报 1861年 9 月 21 日和 10 月 5 日转载了 8 月 17 日《澳门政府宪报》中一篇题为《澳门的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报告，其中公布，在 1860 年 6 月 30 日结束的澳门财政年度，澳门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44886 元，而财政支出为 112119 元［2］。由于可以看出，澳门财政已经从破产走向了结余［2］。10 年间，澳门的财政收入竟然奇迹般地增长了2． 16 倍。但是，据该报 1861 年 6 月 15 日称，虽然澳门财政有结余了，但它的贸易却是衰落了［2］。因此，澳门经济面临着一次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