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传播学
“五四”新闻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的承续
2014年01月13日 09:25 来源:《新闻大学》(沪)2009年夏期 作者:林溪声 童兵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言论自由”、“新闻本位”、“社会公器”、“商业经营”、“职业范型”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要点,并认为这些理想追求在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不同层面有所承续,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培育新闻职业精神,塑造现代新闻职业理想和新闻队伍等方面。

关键词:“五四”;新闻理念;新时期;承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言论自由”、“新闻本位”、“社会公器”、“商业经营”、“职业范型”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要点,并认为这些理想追求在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不同层面有所承续,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培育新闻职业精神,塑造现代新闻职业理想和新闻队伍等方面。

  【作者简介】林溪声,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 上海 200433;童兵,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 “五四”;新闻理念;新时期;承续

  自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正式命名为“五四运动”以来①,每当现代中国思想面临重要转折的历史时刻,总是会重新回到“五四”。当然,这里的“五四运动”主要指两部分,即1919年的爱国运动与前后延续多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②对“五四”的不同言说,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同面相,更在于“五四”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造就了其思想“策源地”的独特地位,不断激起不同时代的后来者追寻和建构的欲望。

  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已经不可能被完全复原,但这并不影响对“五四”精神意义的阐扬。如果说民主、科学、人权、法治、宪政……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国人面对民族危机,主动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潮,解放人性,意图再造文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姿态,那么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又有哪些要点呢?这些“五四”时期新闻界普遍追求的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如何体现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也许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把握“五四”之于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价值和划时代意义。

  

  尽管在“五四”运动的起止时间问题上思想文化界还存在着某些分歧③,但谈及“五四”时期的新闻理念,时间界限基本可以划定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张友松译《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等一批新闻学著作出版前后,这些系统而全面的开创性学术专著标志着新闻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在这两位“先生”的导引下,追求自由、尊重科学,按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新闻生产与经营,成为“五四”时期新闻人崇尚的信念与理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先后涌现的各种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虽然不少,但不是所有的观念和想法都可以提升至理念的层面,这里所指的新闻理念,当是符合“五四”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新闻界普遍追求和认同的观点、看法和信念。

  (一)言论自由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陈独秀的这一呼吁被视作“五四”精神最有力的表述。人权的核心是自主、自由,离开公民的自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人的解放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戈公振认为“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故“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⑤。李大钊也曾激情地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⑥。因此,尊重人权,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第一要义。

  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其中个人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共和国家之本质”的体现⑦。在报刊上开展自由讨论,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自由地交流、碰撞是“五四”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如针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尊孔运动的活跃,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就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争论,对借推崇孔教以复辟帝制的逆流进行了猛烈批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对国民尽“提撕警觉”之责,报刊上还大力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驳斥封建灵学关于鬼神迷信的无知妄说。那一时期的报刊往往能抓住普通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反对封建婚姻、女子的人格和读书的权利、恋爱自由、家庭改革等展开讨论,给人以思想启蒙。一些报刊直接把“评论”二字放进自己的名称中,如《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钱江评论》、《珠江评论》、《双十评论》、《妇女评论》等,这些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特别是有些报刊还从民主的高度,论证言论自由和争鸣是政治上自由平等权利的表现,如“言论自由,本神圣不可侵犯,而为各国宪法所特别保护也”⑧,“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⑨,这些对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促成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闻本位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逐渐认识了新闻报道的自身规律,把“供给新闻”作为报纸的首要功能,认为“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⑩,徐宝璜对此有极明确的论断:“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12)。邵飘萍则称,“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的,认识一切关系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13)。正是从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李大钊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而对新闻事业的价值取向,邵飘萍有更为清晰的论述:“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14)

  以新闻为本位的理念,使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重视信息的传递,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如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对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报道。直接采访、迅速报道的认识得到加强,如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曾联合筹集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以开辟国外新闻源。同时,也使“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人开始从自身的基本问题,诸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采写等出发来思考问题。如徐宝璜曾强调,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所刊登的新闻,应“确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发表的社论,应“确为对时事所下正当透辟之批评”;所发布的广告,应“确为毫无欺骗性质之商业与人事之消息”(15)。他还强调,新闻报道应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新闻报道要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强调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新闻人对新闻及新闻事业自身的本质和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社会公器

  把报纸视作“社会公器”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特征。任白涛认为现代新闻事业的特质可用“公共的”、“人类的”、“教育的”、“艺术的”四点加以概括。他强调,“新闻事业特质之第一应述者,则社会之公共机关是已。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主张则透明无色,态度则公平不偏,是为经营新闻业者当守之要则,报纸之权威信用,皆视尊重此要则之程度为差等。”(16)戈公振认为,报纸的公共性来源于自身的特色。一是报纸有“公告性”特点,把消息完全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二是报纸又有一般性特点,即内容要适应多数人的需要。“公告性”是报纸的外观、形式,“一般性”是“公告性”的内容,两者互为作用,使得报纸能够代表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7)

  “公共性”作为报业的第一特质,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报纸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是集团,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是让大家常常发表意见的地方;二是报纸能够代表大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8)1918年,邵飘萍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这样说明《京报》的使命:“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19)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四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党”,即“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0)显然,“五四”前后的报人已经把报纸服务公民社会作为报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既然报纸的性质是“社会之公共机关”,那么就必然承当与其相应的责任。在徐宝璜看来,报纸有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惩恶励善”的作用,因此“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也”(21)。

  (四)商业经营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提出了以商业经营谋求报纸生存的理念。他们基于保障真正的言论自由、克服“政治不良”、争取报格独立的目的,提出这一理念——“倘政治不良,言论莫克自由,处处受恶势力钳制与压迫,不是封闭报馆,便是逮捕记者,轻则下狱,重则枪毙,人人都感到‘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恐惧,谁还肯大放厥词呢?”“中国报业上焉此为机关报,以全部售于一人或一派;下焉者,则是甲盛迎甲,乙盛迎乙,依靠下贱之卖身投靠,以求‘戋戋糊口之费’,报业如何独立?”(22)

  商业经营理念的提出,与西方报业理论的引进和传输密不可分。徐宝璜和戈公振等人指出,商业化之理念,在西方均为办报常理,而中国报业“鲜有能知商业化之意义”。只有报纸成了商业,才需要报馆组织。徐宝璜认为,报馆成为职业机构,具备商业化属性,由其包含的三个条件决定:一是用纸张印刷;二是要定期出版:三是为全社会各色人等生产报纸。这三个条件表明,办报馆要有资本投入,要有生产管理,要令报纸成为人人自由消费的商品,而非为某特定人或特定人群生产。而要能维持报纸的这种持续生产方式,商业化经营和令报纸成为商品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商业经营理念的主旨是强调报纸为一个商业组织,办报的目的之一是谋取商业利润,为此要在报纸生产时既要重视新闻以事实为基础,又要强调其可读性和可售性。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念,促发了“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发展,如“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大力进行新闻文体改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重视广告发行,报纸副刊发生了突破性的革新,出现了影响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这些变革标志着符合报业发展潮流的商业经营理念逐渐已为时人普遍接受。

  (五)职业范型

  “人类文明愈进步,则事业愈见其繁复,于是不得不分行业之法”,(23)徐宝璜的这句话表明了当时学人对新闻职业化的创见。向往言论自由,秉持新闻本位,立足公共机关,坚守经济独立,最终导致新闻职业理念的萌生,这是符合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向。由于中国报人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过深,因此报刊的政治鼓吹功能一直被放大,新闻记者被视为“文人末路”的职业,新闻职业化道路显得尤为艰难,诚如邵飘萍所言:“以我国之社会,欲以新闻为职业,乃有时较他国为难。盖我国之各方面固未认识新闻记者之地位如何尊严,政府中殆尤甚也。”(24)邵飘萍认为,改变这一弊端,关键在于提倡新闻之学,以推动职业化进程。徐宝璜指出,“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25)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职业观念的推广,使得这一时期成立了诸多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了一大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创办了新闻系,新闻教育被引入正轨,培养职业记者成为新闻教育的主要目的。

  从新闻职业化的思路出发,徐宝璜对新闻生产做了全面的阐发。他说,“新闻社者,一制造厂也。国人亦称之曰报馆,或曰报社。其原料固多,而必要者,为墨、纸与新闻。其产品即每日发刊之新闻纸。”(26)按照职业化的要求,徐宝璜分别对新闻生产的主要环节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做访员的人要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有至广至深之知识;他强调“编辑之根本义”有四点,即翔实、明了、简单、材料安排之适当:谈到社论,他指出,“新闻纸之‘社论’一栏,乃其正当发表对于时事之意见以代表舆论或创造舆论之地也”,“此栏与新闻栏应严分界限,前者发表意见,后者专登新闻,若混而为一,则流弊甚多”。(27)这些具体的职业规范,既是对报刊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闻职业理念的大力普及和推广。新闻职业化的形成,最为关键的是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新闻人队伍,这支队伍能够把握新闻职业的思维与精神,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制进行工作。为此,当时的报人和学人力倡将新闻报道与社论评说分开,坚持由事实出发进行评述而不是依恃理想发表言论,记者应成为社会之公人而非一人或一团体之代言,并要遵循“应守之金科玉律”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运用的政治语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了最深刻的阐述。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上下广泛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认为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也被视为新时期新闻改革的起点。

  从“真、短、快、活、强”新闻文风改革的“五字真经”,到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四权建设”,从拓展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到实施新闻产业的现代企业设计,新时期新闻改革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经历了从最初启动到今日繁荣的过程。而今,“五四”运动已走过90年,新时期新闻改革也已迈过30年。在这30年间,“五四”新闻理念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格局中被不断重新解读和接续发扬,成为新闻改革和传媒创新的动力及目标。

  (一)以人为本,构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报》创刊30周年。有业界人士著文声称,当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伟大的“五四”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中的地位(28)。有学者在纪念活动中提出,“五四”运动60年来,为什么后30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涌现的大师寥若辰星?为什么新中国培养的名记者如此之少?这些问题在当时是敏感的、尖锐的,但邓小平接受了这场讨论并支持了学者的诘问。

  从怀念“五四”开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逐渐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议论较多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初,有学者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具有很多优越性,但同时具有严重弊病,它使新闻媒介缺乏反馈调节的机能,在错误路线或“长官意志”面前无能为力,反而推波助澜。赋予反馈调节机能的办法是改革新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既保证新闻媒介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保证新闻媒介“形式上独立”,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有不可干预的自由(29)。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学者又重临“五四”,回顾“五四”期间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讨论,怀念先行者对民主和自由的论述,发表了一系列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论文,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的规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顺应党心民心,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正在针对中国的国情,从细处着手,落实新闻法制建设,其中构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便是举措之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并列,反映出党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追求的新思考,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内涵和指向更加明确。在“四权”建设中,知情权将为民众获得公共信息,尤其是获得党和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参与权将为民众进入公共事务管理开辟广阔道路;表达权将切实保障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权利,进而使民众的舆论表达更为广泛与活跃;监督权的充分实现将使舆论表达与政治参与中最有影响力而操作难度又最大的领域得到根本的改观。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明确提出: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等。这些制度安排和设计,无疑将大大推进新闻改革的进程,在新的高度上光大“五四”言论自由的理念。

  (二)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

  “五四”新闻本位新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意识的形成。90年来,这一理念的坚持,始终伴随着各种新闻思潮和新闻规制的交锋。“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无真理性?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孰是孰非?正面报道为主口号下负面报道如何面对?凡此种种,争议不息。新闻改革之初,《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在《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变中曾经说出了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尴尬:“现在我们有点‘返老还童’的现象。搞了五、六十年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还要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不但要讨论这些常识问题,而且在讨论中还遭到压制和受到阻力。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30)

  从头开始,从事实出发,中国新闻界开始努力回归“新闻本位”。“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张报纸没有新闻,或者很少新闻,它就不像报纸。”“报纸是新闻纸,不但要发表大量的新闻,报上发表其他形式的文体,如论文、文艺作品和美术作品等等,都应具有新闻性,都应有强烈的现实感,不然,也不合报纸的需要。”(31)这些话语表达了当代新闻人改革的决心。既然报纸应以新闻为本位,而新闻的最终源泉又来自生活和生活的创造与群众,深入生活和深入群众自然成为新闻本位的应有之义。于是,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方针,成为体现新闻本位的主要抓手和基本保证。

  新闻改革的推进使“新闻本位”理念自身也不断衍伸,这主要表现在“内容为王”和“受众本位”的提出。所谓“内容为王”,一指新闻传媒中的各种社会信息承载物,以报道社会事物和民众生活的新闻最为重要;也指新闻传媒所承载的各类新闻作品,都是新闻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体,相对于形式而言,内容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所谓“受众本位”,一指新闻调控、新闻制作、新闻受众三者关系中,应以受众为重;二指新闻生产和流通的终端,以受众的选择和接受为致效的标志。“内容为王”,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内容为最重要,受众也主要是接受新闻的主体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本位这一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接续,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具体的诉求。

  (三)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

  “五四”提出并努力实践的“社会公器”理念,一直是许多报人和学人的理想。进入新时期新闻改革以来,有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安岗提出:“报纸的每一位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想到他的问题需要经过报纸来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读者已经不是一般的读者,他实际上是个社会活动家了。因为他已经懂得运用新闻手段诉诸舆论来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工作,以求得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因此,我们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怎样让读者在报纸上就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切身问题进行讨论,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报纸的重要特征。我们是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报纸的主人,读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舆论的主流。”(32)这里,清晰地传递出新闻公共性的信息。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学者提出报纸具有人民性,这同公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笔者之一在当时就人民性问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理所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呼声,履行人民的监督,并且自觉地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文风。这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的实质所在。

  尽管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后来没能深入地讨论下去,但新闻事业的公共性、群众性等理念并没有因此而弱化。随着执政党对执政理念的反思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努力,传媒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也在逐渐增强和完善,“把体现党的领导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已经成为新闻界的共同追求。在新闻改革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作为政府和民众都可以依法使用的媒介,其肩负的社会使命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33)

  为了更好地体现新闻传媒的公共性,新闻改革中还突出强调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传媒要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依靠,必须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

  (四)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报社是党的宣传机关”、“报纸是思想教育工具”的思想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形成的报纸是商品、报社是商业企业的理念。但商业经营理念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如王中很早就公开提出,“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读者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五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的。”(34)

  新闻改革不久,关于报纸商品性的议论重新展开。首先是王中等人提出,办报人要对得起读者的五分钱,因为读者是花了五分钱买报纸的,报纸自然是不折不扣的商品。接着是新闻界的大讨论,在“左”的倾向还占上风的时期,新闻界关于新闻事业的商品性,已经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第一,必须冲破禁区,给新闻和传媒的商品性下一个定义,论证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否则传媒改革难以深入。报纸的商品性,指报纸在社会流通过程中所具有的商品特性。读者支付一定量的货币取得报纸,报社投入一定成本生产报纸,经销售获取利润。报纸不是白纸,它之成为新闻纸,主要由于白纸上印有新闻。因此,报纸的商品性,不同于白纸的商品性。报纸的商品性,主要是由印在其上的新闻及其商品化所决定。第二,从四个层次,讲清新闻的商品性。首先,新闻是以意识为主呈现的商品;其次,新闻是以智力劳动为主生产的商品;再次,新闻是以信息服务为功能的商品;最后,新闻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着特殊的作用机制。

  新时期多数学者对新闻商品化的认可,既是“五四”新闻理念的承续,又是在此基础上对商品性这一学术命题研究的深入。在对传媒机构应该实行商业经营理念的支配下,新闻改革沿着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前进。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传媒产业化的步伐开始加速。2005年,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解放思想,一手抓公益性传媒事业,一手抓经营性传媒产业,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传媒产业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十六大以来党对文化和新闻传媒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根据这种新认识,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贯彻“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35)。2009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资本进入、市场主体培育、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等方面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就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并举发展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操作性政策。

  (五)培育新闻职业精神,塑造现代新闻职业理想和新闻队伍。

  “五四”新闻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现代新闻职业范型,这种范型的基本规定性在于:新闻职业是行业发展的新分工;要制定必要的职业要求,以此规范新闻传播行为;培养职业新闻人,新闻教育不可缺少。这些职业范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传承,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从新的层面重新提起。

  2003年中央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忠于党和人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实事求是,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要大力弘扬新闻职业精神,树立新闻职业应具备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作风。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努力做到“敬业奉献、诚实公正、清正廉洁、团结协作、严守法纪”,自觉维护新闻工作的崇高社会声誉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社会形象。当代中国对新闻职业化的宏观要求和总体设计,是与中国现实国情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适应的规制和准则。但种种现象和事实表明,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此语境下,西方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受到学者的关注。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20世纪开始随着美国民主政体对新闻的发表及流通自由的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逐步发展成为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在美国新闻界发扬光大。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在社会动荡、历史变革的现实语境中,力图改变传统的政治至上、政党为本的新闻运作模式,以新闻为本位、受众为中心、业界发展为目标,进行过若干专业主义的尝试(36)。由于新闻专业主义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等质的规约有内在的联系,当下中国的新闻人在不同层面,将为公共利益服务与新闻职业精神实践联系起来。这样,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便同新闻改革中提出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新闻队伍建设在逻辑上有了一致,同时,给“五四”以来中国新闻界追求的职业化理念以新的内容。

  回溯“五四”时期的新闻理念,有必要对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作清醒的认识和评估。“五四”新闻理念的形成,是国人追求新闻事业现代化的产物,是这一时期国内民主思潮活跃、经济振兴、报业勃发,以及欧美、日本等国家报业发展经验和新闻理论传入等多种因素作用而成的结果。“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至今仍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历史任务,“五四”新闻理念也是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是有待深掘的新闻思想库。新时期新闻改革由于紧迫的理论创新与业务改进的需求,对之进行了部分开发与诠释,并结合历史条件对其中的一部分有所发展和深化。由于新闻改革的内外环境不断变化,各种新闻思潮经常生发、碰撞,这种开掘与深化还很不够,因此,对“五四”新闻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进行比较全面的清理,将是传承“五四”新闻思想智慧,并超越“五四”,探求新闻业未来进路的必要前提。

  [致谢]本文第一部分受黄旦教授《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一文启发颇多,特此致谢。

  注释:

  ①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刊登了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的概念自此开始被广泛使用。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页。

  ③学界多认为1923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和知识界发生科学与玄学论战,凸显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冲突。这两个事件,表征着新文化运动的落幕。也有部分学者认为,1927年国民党政府形式上完成统一,标志着“五四”运动的落幕,做此划分是基于“五四”运动本身的“反帝”、“反军阀”性质。

  ④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⑤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⑥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引自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214页。

  ⑦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⑧隐尘:《新思想冲突平议》(1919年4月13日《民治日报》),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10页。

  ⑨渊泉:《警告守旧党》(1919年4月13日《北京日报》),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第110页。

  ⑩引自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第8页。

  (11)徐宝璜:《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12)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词》,1922年2月14日北京《晨报》。

  (13)邵飘萍:《新闻学总论》,京报馆1924年版,第80页。

  (14)引自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第8—9页。

  (15)引自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6)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9月第3版,第4页。

  (17)参见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

  (18)参见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

  (19)邵飘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词。

  (20)张季鸾:《本社同人之志趣》,1926年9月1日《大公报》。

  (21)徐宝璜:《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22)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第10-11页。

  (23)引自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8月第4期,第6页。

  (24)邵飘萍:《邵飘萍选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页。

  (25)徐宝璜:《〈新闻学全集〉序言》,此文为1930年版《新闻学纲要》附录。

  (26)徐宝璜:《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27)徐宝璜:《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28)参见钟沛璋:《坚持方向讲究方法》,《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162页。

  (29)参见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论集》,文汇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页。

  (30)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126页。

  (31)王维:《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126—127页。

  (32)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新闻年鉴》(1982),第176-177页。

  (3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2004年9月19日)

  (34)王中:《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4页。

  (35)参见童兵:《为传媒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新闻界》2006年第5期。

  (36)参见侯迎忠:《20世纪初民族新闻业的专业主义解读》,《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张晓锋:《新闻职业精神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6页。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项亮)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