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从事伦理学、政治哲学教研工作。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寻求普世伦理》等著作，《道德语言》《政治自由主义》等译作，迄今在海内外发表论文三百余篇。业余爱好书法和古体诗词，亦有《悠斋清吟》出版，在《诗刊》《中华词赋》等报刊网络发表古体诗词数十首。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歧义的概念。它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类文明／文化史的历史哲学刻画，表征一种与古代、古典、过去等概念相区别的现代“新”的社会文明递嬗状态或特性。它也可以表达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和社会态度，代表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它还可以成为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判断而形成的一种关于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心态或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取向，故有所谓“现代性心态”（the mentality of modernity）之说。 

　　近代以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连贯，更不从容，因之造成中国现代性至今仍未清晰彰显出来。这也是中国现代性方式与路径至今还难以获得国际普遍承认的主要缘由之一，尽管这种状况正在改变。  

　　中国现代性及其可能性进路 

　　“实现全面小康”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来临同时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和思想正在孕育成熟，亟待破壳而出。因而，探究并理解中国现代性已然迅速凸显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时代任务，更是当代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大挑战。就此而论，厘清并确认中国现代性的真实镜像并使之进入世界现代性图景，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于斯尤为紧迫和关键。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实践和经验的结晶，正处于它的初生期，因而在一些方面仍未充分显现其潜能、力量和特征，有些方面甚至还比较模糊、比较脆弱。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体要素和基本特征已然初生，甚至清晰可见：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拓展、高度的国家政治自主性和国际政治和解力、快速增长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并提升的日趋完备的现代工业化制造体系、以技术改进为特点的科技创新发展、快速增长和较为完备的国民知识教育体系等。 

　　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品格和精神特质与西方现代性有着诸多极为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了解和辨别这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别，不仅需要我们从理论与思想上做出充分有力的“自我申言”（self-assertion）、“自我辩护”（self-argumentation）和“自我证成”（self-justification），更需要借助于一种客观真实而较为充分完备的互文性的文明与文化的比较分析，彰显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有效性、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其正当有效性。  

　　中西现代性路径的交叉与歧出 

　　与西方基于个人权利中心或自由资本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公平自由竞争之基础上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因而主张并实践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双手合力作为。双手合力意味着：开放市场、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强调既有充分的自由竞争又有合理有序的社会合作；既鼓励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高效配置，又防止资本垄断和资本无限度的社会侵蚀甚或政治干预；既防止国家／政府用非市场经济方式干预市场运行，又防止资本／市场经济侵蚀或伤害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平。 

　　与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及党派竞选方式的国家民主政治模式和对外寻求自我优先与国际扩张的国际帝国主义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政治理念，强调国家政治的人民自主性，因而它是实质性的和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其二，鉴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经验，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强调并坚守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即在国家独立自主前提下奉行和平外交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高度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种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既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葆有的独立自主与“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对内自主独立、对外“互不干预、互不侵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之国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文明得以生成并快速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特性。在科技理性上，中国自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初，就一直相信和奉行“向西方学习”“向先进学习”的理念，从“拿来主义”到规模不断扩大的留学运动，学习先进的初心始终不改。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中西两种现代性的重叠面在不断扩大，差别在日益缩小，毋宁说科技理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性最可公度的基础层面。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可能也可以趋同，但文化却不能也不应趋同，因为文化总是且首先是民族的、“地方性的”甚至是“谱系化的”的“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价值信仰体系。作为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预制和文化前提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包容各种无害性异质型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和合型柔性文化。文化的现代性差别和冲突是迄今为止中西现代性比较研究中最为复杂待解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最后也最难的课题。唯有解决这一课题，中西现代性的终极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才有可能。  

　　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因之，任何人或国家或集团都无权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相反，每一个文明国家或文明区域都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来充实或者修正“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阐释方法。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最适合也最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和深刻洞见，也是我们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新型共同体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