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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2020年06月28日 08:07 来源: 作者: 字号
2020年06月28日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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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以中共党代会与中央全会文献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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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俞祖华+关注

  作者简介:

  俞祖华(1964- ),男,浙江永康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石家庄)2019年第20196期 第162-171页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成立初期,关于中华民族话语的用语与含义并不固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定型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在民族战争向国内战争转变的背景下,与“中华民族”一词同义又更有革命色彩的“中国人民”等词在中共文献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中华民族”一词有所减少。中共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如李大钊阐发了“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开始在某些特定语境中正面谈论“民族复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共话语体系中广为使用的是“中国人民”等概念,在这一时期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等文献中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逐渐流行起来。“中华民族”在1980年代已较为常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也开始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1990年代后,“中华民族”一词更见流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趋于定型,此后党代会报告中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日渐增多。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拓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话语,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其作了充分阐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两处写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期刊名称: 《中国共产党》复印期号: 2020年01期

  关 键 词: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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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出现的“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成为现代中国人“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同时“民族复兴”或者是由“中华民族”与“复兴”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复兴”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成为风行全中国、弥漫全社会的流行话语与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观念与“民族复兴”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建构,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论述,使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实现了丰富、发展与升华。近代以来各界人士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呈现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公共话语与艺术话语等不同形式[1],其中政治话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中共党代会宣言或政治报告又是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文本。兹以中共历届党代会宣言、政治报告等权威文本为基本依据,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此后日渐流行,但世人对其内涵的理解和认知不尽一致,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汉族者”[2](《专集之四十一》,P2)“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3](P392—393)“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4]等不同说法。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确立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的中华民族观,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主流、主导话语。

  中共对中华民族话语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过程,前期用语并不固定,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等用语,即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所传达的含义也存在模糊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文章中均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①,1922年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本刊发刊词》也使用过该概念②。在更为权威的中共党代会文献中首次明确使用该词,是1922年7月通过的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的奋斗目标之第二项:“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5](P115)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也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等七项列为中共二大“极力要求”做的事情[5](P62)。不过,宣言、决议案又区分了“中国本部”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主张“本部”统一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宣言还将少数民族称为“异种民族”,因此宣言所指称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具有一定模糊性。此后,在中共文献和党的领导人论著、党群组织文献中“中华民族”一词时而出现,如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批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5](P330);192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提到,“香港帝国主义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对头,而且是广东全省人民以至全中华民族的仇敌”[6](P287);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6](P687),等等。

  一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两词中,中共文献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如在1924年9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5](P288);在192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小册子提到“落后的中国民族,当然还未能懂得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重要”[6](P109);在1929年3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中谴责国民党是“葬送中国民族,造成新军阀战争的罪魁祸首”,军阀是“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的工具”[7](P97、100);在1929年7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号召工农群众“为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号召打倒“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7](P328);在1930年8月14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同时使用了“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提法。这在中共党代会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如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中指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5](P166);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提到,“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5](P334),等等。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国民族革命”之类的复合词则更为常见,另外还曾出现“中国整个民族”③等说法。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使用了与其相对应的“少数民族”一词:“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8](P388)中共六大提出的“我党基本政治口号”还包括了“统一中国”的内容。这种同时关注国家统一与少数民族思想的提出,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文献尤其是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声明等文件中使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次数、频率明显增加[9]。相对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使用“中国民族”说法仍然居多,如1931年9月3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批评国民党“同各帝国主义者密商如何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10](P427);11月5日发布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七号电》所提出的“宪法原则要点”中包括“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10](P493),等等。有的中共文献使用了“中华民族”称谓,如1934年4月中共发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与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卫”[11](P682);1937年2月10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到,“当此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深望“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2](P157—158)。此外,在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的《对日战争宣言》、1934年7月15日中共发布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1936年7月1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1937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中则同时使用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两词。如《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要通过“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11](P347—348);《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提及“中华民族”一词七次、提及“中国民族”一词两次,强调“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12](P193—204)。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对“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两词内涵的理解并未定型,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13]。例如,李大钊在1925年《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中将“中国民族”与“蒙古民族”并列,1936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以“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12](P796)。但有时也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之统称,如《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所提到的“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是指称全体中国人。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14],且其含义定型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中共文献中提及“中华民族”一词如:1937年7月8日发表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12](P275);7月23日,再次发表宣言,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团结起来,以“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坚强的力量”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12](P297—298);9月2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告陆海空军士兵宣言》中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12](P344)。1938年6月24日发表的《中央关于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提出,“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中共的历史使命,其奋斗历程“已经表现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12](P524—526)。1939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强调,“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15](P56)。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的定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八次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称共产国际“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了”;并指出抗日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并提请此次全会需要探讨“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是为了使其侵略战争“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除极少数当汉奸者外无论什么阶级,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12](P560—561、563、570)。报告中还使用了“中华各族”一词,强调“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2](P619)。洛甫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提出,“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利用中华民族过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迹与人物,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以击破投降妥协的心理”[12](P698)。《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多达22次(其中“全中华民族”4次),另提及“中华各民族”一次,要求“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一定能克服困难,“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12](P752、759)。《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六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强调“每一个黄帝子孙”“我拥有五千年文化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伟大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要团结抗日,达到“取得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之目的”[12](P779、781—782)。《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献也都使用了“中华民族”称谓。不难看出,这些文献中所说的“中华民族”“中华各族”是与“我整个国家”、全国各族人民对等的,是指“除极少数当汉奸者外”的“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将“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标志着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之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定型。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作了系统阐述,鲜明表达了“中华民族”是由国内各民族共同构成的观点,成为中共中华民族观定型的经典文本。此后,这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在中共文献中不断有所体现。如周恩来1944年3月在纪念孙中山19周年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需要承认“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并强调“要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16](P184)。

  1920年代中共二大宣言首次提及“中华民族”一词、中共三大与中共四大文献使用“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两词,1931年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中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的定型,与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外部危机加剧密切相关,也与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背景有关。当时中共文献中“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主要是在以下四个语境中: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反日的宣言、通电或抗战周年纪念的宣言等文献。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抗战周年纪念宣言”几乎都使用了“中华民族”④。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中八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如指出1915年5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日本提出“使中华民族遭受奇耻大辱的二十一条”,“是我中华民族的国耻日”[17](P581)。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过程中向国民党喊话“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献中,在“双十节”纪念文献、针对国民党进行呼吁的文件中均有涉及,如1941年10月6日《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四次。即使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背景下,《解放日报》还于1943年7月1日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社论,呼吁国共两党加强团结,认为两党关系与中华民族的强盛与衰落密切相关。在1945年3月2日《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中要求以“中华民族的赏功罚罪的纪律”查办指挥无能的蒋介石、褒奖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三是“三八”“五一”等国际性节日纪念或中共面向国际场合发声的文献。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两次提及“中华民族”一词;1942年2月3日《中央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一次;1943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九次提及“中华民族”,指出废约和平等新约的订立“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成功”,这“首先是中华民族广大人民的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16](P439—443);同年5月,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共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16](P41),将继续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四是《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民族问题文件等中共党内指示,文件提到“今天回族的首要任务,也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是抗日”[15](P376);“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15](P436)。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到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在我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另外,《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称死难先烈“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17](P138)。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则写入了“中国民族”一词,要求党员积极工作,争取“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17](P118)。

  “中华民族”是相对于外国民族、外部的“他族”而言的。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背景下,中共阐发“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可以说是顺乎时代之举。在民族战争向国内战争转变的背景下,与“中华民族”一词同义又更有革命色彩、区分敌友色彩的“中国人民”“人民”等词,在中共文献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上升,“中华民族”一词则有所减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及“中华民族”仅有一次,但使用“中国人民”101次,此外还有“全国人民”等说法。1946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社论提到“中国人民”一词42次、提到“人民”一词47次,提到“中国民族”一词3次,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三中全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6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等文献均未使用“中华民族”而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中共中央文献选集》所收录的1946年的文献中,在《解放日报》8月29日社论《一年的教训》的结尾批评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消灭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民主”[18](P686);选集所收录的1947年的文献中,在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口号》、9月12日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分别使用该词两次、一次和一次(结尾均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或“中华民族万岁”口号);选集所收录的1948年的文献中,4月30日《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第23条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9](P100);选集所收录的1949年的文献中,1月27日《中共中央庆祝平津解放的口号》第40条口号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20](P148)。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也可以追溯至五四运动与创党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尤其是李大钊阐发的“青春中华”“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正式定型的重要基石[21]。如在1917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22](P663);在翌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称,“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3](P44)。恽代英1920年在《少年中国》月刊第2卷第1期和3期上发表了《怎样创造少年中国》的长文,提出“以求中国的返老还童为手段”达到创造少年中国之目的。

  “十年内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将民族复兴话语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含有浓厚反共色彩的霸权话语,中共遂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24]。如在1934年4月10日《告民众书》中谴责:“在溥仪称帝与日本大举进攻的现在,国民党法西斯蒂集中一切力量去进攻红军与苏区,实行大借款,进行奴隶式的‘新生活运动’,取缔一切罢工、怠工,屠杀一切革命分子,禁止任何进步思想与言论,以此替帝国主义最后瓜分中国作清道夫。这就是国民党所谓‘复兴民族’!”[11](P196)在5月5日《党、团中央为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告全国劳动群众》中揭露:“不派一个士兵,一架飞机,不用一个铜板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出卖中国,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之前匍匐投降,背叛民族,屠杀民众,血腥的镇压一切反帝斗争,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11](P275)在12月15日《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中,痛斥国民党“剿匪胜利,是中国民族复兴的起点”的说法是掩盖其卖国叛国罪行的“无耻的谰言”[11](P425)。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更多地以“反帝”“民族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的革命战争”“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等口号表达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依然以使用“民族革命战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等话语为主,但也在某些特定语境中正面谈论“民族复兴”。1935年秋,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时指出:“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25](P91)1937年初,《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为着举国一致同抗暴日,一切为着实现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有如此的让步和妥协。这一让步和妥协,对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是只有益处,而没有害处。”[26]该社论将中华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并提,这是中共在国民党发起“民族复兴运动”后直接使用“复兴”话语的开始。此后,在中共的有关文献中陆续出现。例如,1937年9月25日,洛甫、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的宣传内容致周恩来等的指示中提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2](P348)1938年初,《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称:“我们深信,当前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自卫抗战实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必经途径及其起点……欲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欲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其在今天和将来,除应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这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27]3月1日,中共中央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称,在大敌当前之时,炎黄子孙首先是国共两党能毅然亲密携手共御外侮,“这不仅证实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预示着我中华民族的复兴”[12](P485)。7月,延安各界集会并发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宣言称,从七七事变起,“中华民族已经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一样”,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复兴的关键”[28]。1939年9月1日,毛泽东与《新华日报》记者谈到,中国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复兴的前途”,也有“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亡国的前途”[29](P585)。1941年1月24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中指出,“今日何日?乃民族必然复兴,汉奸必然歼灭,日寇必然打倒……之日”[30](P22)。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称,四年来全国军民的抗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30](P155)。有的中共文献中虽未直接使用“民族复兴”一词,但也包含了重振或复兴中华民族之意,尤其是阐释了抗日战争是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如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中共成立后“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找到了“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16](P60);在《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社论中把近百年史划分为“中国腐朽统治者卖国求荣,中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阶段”和“中国人民民族觉悟生长、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发展的阶段”[16](P439);在《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指出,抗日战争“一改我国在国际间的地位”,“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作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16](P453)。这些都揭示了全面抗战走向胜利,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的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继续关注中华民族复兴、振兴。例如,毛泽东在1949年9月《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提出了“文化复兴”,认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31](P1516)。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则提出了“中国经济复兴”:“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20](P19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华北危机中诞生的、包括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对中华民族话语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歌曲在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确定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代国歌,中华民族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不过,由于历史的惯性,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共党代会、中央全会文献及其他文献中,被广为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等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等文献中均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民族复兴”逐渐流行起来。“中华民族”在1980年代已较为常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也开始出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这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时代大背景有关,还有以下事件值得一提:一是恢复包括“中华民族”一词的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但修改了歌词;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由田汉创作的、包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的原版本的歌词。二是1981年北京大学学生在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后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三是1988年秋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会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推动学术界开展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综合研究。在上述背景下,“中华民族”“民族复兴”在中共中央全会文件、党代会文献中开始被使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落后了。”“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32](P1178)以上实则表达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内涵。1987年10月25日发表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三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包括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称为“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33](P11)。提到“中华民族”一词的另外两处:一是称“一国两制”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二是提到“中华民族的振兴,美好未来的创造”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道:“从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我国人民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落到世界的后列。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个世纪中叶的又一个一百多年,则是我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伟大进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实现。”[34]这里则描绘了从中国近代民族沉沦到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发展进程。

  1990年代后,“中华民族”一词更见流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趋于定型。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发表了《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两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一是指出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鼓舞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使全国上下呈现全新景象,“进一步展现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二是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35](P211、251)。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11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为此需要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这个团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36](P14、48)。该报告还7次提到了“民族振兴”一词。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17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9次,还有“民族复兴”民族要复兴”等提法。此外,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在党代会报告中还首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36](P529—574)等影响较大的新提法。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领导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体系。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15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7次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指出,“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要始终保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强调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事实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还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并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还特别提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郑重宣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37]。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17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7次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报告指出,经过艰苦奋斗,“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强调“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还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要“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求全党紧紧依靠人民“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还要求广大青年要“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号召全体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37]。胡锦涛在其他场合也经常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在2011年11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23次提到中华民族复兴,其中就包括“三个必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39]。

  可以看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新阶段以后,中共党代会文献中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日渐增多,在政治报告中主要出现于历史进程回顾、历史方位描述、党的任务使命、中华文化、海峡两岸问题与展望前程等部分或段落。

  在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不久的2012年12月29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短短876字的讲话中16次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中7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我坚信,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40](P36)。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开始,拓展和丰富了“民族复兴”话语与“中国梦”话语,促成了两者的汇合,在全国引发了强烈共鸣和巨大反响。在此后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反复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话语,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所收录讲话中出现“中国梦”(不含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用)一词52次,出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45次(不含与“中国梦”连用),出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法41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所收录讲话中出现“中国梦”(不含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用)一词8次,出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19次(不含与“中国梦”连用),出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法30次。

  与以往的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相比,习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所作的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明显增加,共有41处之多,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15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法5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提法2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提法2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宏伟目标)”2次、“共创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1次。另外,提及“中国梦”5次、“伟大梦想”7次、“民族复兴”4次,还有“民族振兴”等说法。这些提法与以往的中共党代会报告相比,既有传承与延续,更有发展与创新。

  传承延续之处如:一直使用从中共十三大报告就出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一直强调中共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一直认定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社会主义初级定位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一直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一直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将改革开放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等。

  如同以往,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仍然相对集中在中共历史使命、奋斗历程、统一战线、国家统一、文化建设、国际关系、发展前景等段落。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1]。这个初心和使命激励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关于奋斗历程,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近代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关于统一战线,报告号召“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于国家统一,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提出“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要求“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号召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关于文化建设,报告提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国际关系,报告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于发展前景,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号召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号召青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此外,还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等等。

  发展创新之处如: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纳入中共党代会主题,提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首次将“中国梦”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联系起来,指出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组成部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如此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两处写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该修正案第三十二条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三十三条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

  综上可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中共二大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到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话语予以充分阐释,中共对“中华民族”“民族复兴”话语进行了独特的、持续的、创造性的建构,引领了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参见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文集》上册,第302—30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9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②1922年9月《向导》发刊词中称:“帝国主义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我中华民族……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69—57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③如1928年8月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中有云,抨击帝国主义“束缚中国整个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惨境”。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61—562页。

  ④193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六次;1940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三次;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一次;同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两次;1943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三次;1944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七周年纪念宣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一次;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两次;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口号》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两次,包括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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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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