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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评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误区
2020年06月02日 15: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作者:陈尧 字号
2020年06月02日 15: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作者:陈尧
关键词:学术评价;学术评价行政化;评价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内容摘要:

关键词:学术评价;学术评价行政化;评价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

  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评价行政化趋势严重,导致形式评价重于内容评价,妨碍科研自主性和学术的正常发展。根源在于,以行政管理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制,将学术评价与研究资源配置捆绑在一起,以此调动学者积极性。为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发扬学术民主,保障学术共同体自主权,不断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

  关键词:学术评价;学术评价行政化;评价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作者简介:陈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200240)。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针对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学术评价问题,提出相关改革举措,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意见》强调,要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1的倾向,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将学术活跃度和影响力、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社会效益等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意见》还提出,要坚持分类评价,针对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程序规范。2可见,《意见》的出台直指当前学术评价,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评价存在的种种沉疴宿疾,为规范我国学术评价指明了基本方向。随后,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通知,联合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3

  学术评价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评价大体分为学科评价、学者评价、学术成果评价,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对学科的评价依赖于对该学科领域学者的学术评价,而对学者的评价主要围绕其学术成果进行。由于学术评价不仅涉及学科、学者、学术成果的声誉地位,更涉及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历来倍受学术界的关注。然而,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正在成为一种行政化评价,学术评价的目的、功能更多地服从于管理的需要,而非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行政化评价: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功能的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相称的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总体上处于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的状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问题还比较突出。此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4据统计,在2016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30.25万篇论文中,中国论文为1.55万篇,仅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12%。而同期收录的美国论文为11.67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38.6%。5这表明,我国的社会科学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学者更是尖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既没有很好地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更谈不上有指导实践的理论,结果因话语权的缺失而影响心理自信和民族自信,进而危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有调查表明,48.7%的受访对象认为,造成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评价体系。7学术评价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为了评估学科的发展水平、学者的研究能力及其学术成果的贡献,还是为了绩效考核、职务晋升、人事选聘之用;学术评价是一种学术界的自觉活动,还是受外部因素作用的过程;对它们的正确处理决定了学术评价的方式和机制。而学术评价是属于学术共同体的事情,还是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任务,直接决定了学术评价的科学与否。有学者提出,“当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政府或机构成为学术活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成为学术资源及利益的主要提供者和分配者时,学术评价也就从学术活动演变为参与分配学术资源和利益的权力行为。”8可见,一旦涉及权力问题,学术评价就不再仅仅是学术领域的事情。组织学术评价的部门、机构,无不是借助学术评价,作出具有行政管理意义的决策。职称评聘、绩效考核以及项目鉴定等,都属于通过学术评价获得非学术结论的行为范畴。9这种行政部门主导学术评价活动的实质,就是行政化评价。行政部门将学术评价转变为学术评价管理,将学术评价权力化、简单化,以学术评价之名,行行政化评价之实。行政化评价与学术评价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专家学者是否参与了评价,而在于行政化评价是由行政或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并组织的正式评价,学术评价则是由学术共同体自发的、往往是非正式评价;行政化评价的评价规则、内容往往由专家参与制定,但规则的标准、权重等最终由行政或教育主管部门决定;行政化评价的目的,在于对被评价对象进行区分、评价后,进行职称晋升、考核奖惩和资源拨付,而学术评价的目的,仅仅在于衡量被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与研究资源配置关系不大。

  行政化评价的逻辑结果,就是以形式评价替代内容评价、效果评价。“学术评价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评价客体生产出的知识的量和质的评价问题,而质又可以从知识的内容(含义)和效用(价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知识的形式、内容、效用三要素可以推广出‘三位一体 ’新概念组合: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10其中,形式评价可以通过常规的数字、数据反映,而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难以量化,更具专业性,注重长期的、实践性的评价,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评价。由于受行政部门的主导,形式评价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评价方式。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过于追求数量化、国际化,强调项目数量、经费数量、论文数量、获奖数量,以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例如,评价学术论文时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看期刊地位不看论文质量,将发表在SSCI或CSSCI收录的期刊作为论文评价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忽略了专著、媒体理论文章等同样体现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的影响力;片面强调成果量化,使得厚积薄发、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被摒弃,许多研究成果质量不高,造成学术“虚假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所谓国际化学术评价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11但现有的行政化学术评价,不能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明显偏离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

  首先,评价主体责任缺失。尽管行政或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学术评价的规则和标准,但在具体评价时,采用以专家为主的精英评价方式,专家学者参与评价标准的制定并进行具体评价。这种评价方式的问题在于,作为评价主体的专家个人不承担决策责任,而聘用专家的行政部门和机构不承担专业责任,导致真正履行学术评价的主体责任缺失。特别是学术评价专家的遴选,往往缺乏科学性——评审专家的选择标准不明确、选择余地有限、相对固定化,等等。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评审管理部门往往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评审专家,其专业判断能力、学术领域不一定适合对被评价者进行评价。此外,在课题申请、奖项评审中,专家名单泄露、申请人员“打招呼”,评审专家对本单位的或熟悉的申报者进行倾斜,甚至对观点异议者进行报复等现象,并不鲜见。

  其次,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过程不够科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表现。

  1.采用常规指标如课题、论文、奖项、称号等,统一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近年来,以课题、论文、奖项、称号等全面评价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的方式,已经遭到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严厉批评。按照科层制管理模式,课题项目、奖项和人才称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学校级等。2018年,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课题,就有339项国家重大项目、4506项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103项专项项目;另有24项艺术学重大项目、296项教育学项目、613项后期资助项目、185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12部委、地方发布的课题更是数不胜数。在奖项方面,教育部的高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一些地级市也相应设立了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厅社科研究成果奖、政府发展研究奖等。此外,各个学科领域还设立许多由学校、基金会等资助的奖项,如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经济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等。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与工程有84个,省级层面人才计划有639个。13在论文方面,学术期刊通常分为A(顶级)、B(权威)、C(核心)、D(一般)等层次。CSSCI(2019—2020)收录来源期刊目录568种,扩展版214种,14被各个高校划入不同的评价档次。课题、论文、奖项、称号等第越高、数量越多,意味着学术评价越高,相应地获得的科研资源和奖励就越多。但是,这些指标评价结果是否充分体现了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发了学术界的很大争议。更遭诟病的是,许多高校管理部门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统一评价,忽略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结果损害了一些传统基础性学科的研究资源和发展机会。15

  2.不区分理论性研究评价与对策性研究评价。近年来,由于对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需求大增,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策性研究、咨政报告等受到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发展。从近年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来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以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为主,这类研究项目在某些学科占比甚至达到90%以上,由此带来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成果的大量产出。理论性研究与对策性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活动,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周期、成果形式、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术活动放在一起评价,会严重削弱理论性研究的关注度和学术价值。近年来,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号召,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所谓的智库、研究院,集中于短、平、快的对策性研究,政策报告、咨政建言、领导批示等不仅被纳入学术奖励体系,甚至被视为课题结项、聘期考核、职务评审的重要指标,进而对以理论性研究为支撑的学术发展形成了不小冲击。另外,在关于对策性研究的评价中,存在着以政府评价、领导评价为主的评价模式。具体评价过程中的“唯领导批示”现象严重,按领导级别高低作为评判学术成果等级的唯一或最高标准,亟须有关方面重视和警醒。16

  3.不区分学者的个人评价与学术评价。在评审职务、奖项时,没有明确区分是针对学者个人还是其学术成果的评价。学者评价包括对学者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服务政府或社会的决策)、社会影响(专业言论在社会或媒体中的影响)等方面。相比之下,学术成果的评价范围比较有限。但是,当前对学者的评价往往集中于学术成果评价,忽略其他方面的考量和评判,不利于学者的全面发展。在高校,“教学是公家田、良心活,科研是自留地、用心活”已成为不少教师公认的职业信条。

  4.不区分学术评价中的个体评价与团队评价。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是科研活动的合作化、团队化,大量研究成果由团队完成。但是,在基础性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个人独立从事的研究。个人研究与团队研究在研究领域、成果数量、产出周期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无法放在一起进行评价。在当前的学术评价制度下,由于难以明确区分团队成员的作用权重,评价管理者往往将团队第一完成者与独立完成者等同考核,将不同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等同评价,造成了严重的学术不公平,也影响到相关弱势学科的发展。

  综合来看,对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由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我国学术界大多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各种基于学术评价的期刊排行和人才项目的设立,即使初衷良好,结果却不完全是对期刊和学术发展的促进。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之间似乎并未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17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学术评价导向的偏离。

  二、目标驱动与导向偏离:行政化评价产生的根源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也是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尤为关心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8江泽民提出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同等重要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19胡锦涛也指出,“应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20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21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党和政府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全面布局和长远规划。1980年5月,国家教委印发《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形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会议纪要》,于同年11月以中发4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首次将“哲学社会科学”单章列入“六五”计划。198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通知》。1986年10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暂行条例》。1991年6月,中央决定设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督促落实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策部署,组织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联系协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和研究力量,组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人才工程等工作。同年,地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相应地,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等,纷纷成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管理机构,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2011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的通知,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又先后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等文件,对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这一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工作,已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与政策部署之中(见下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据相关材料整理所得。

作者简介

姓名:陈尧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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