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形成的学科，近年来，教育人类学发展迅速。教育人类学将教育视作一种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存在，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研究方法分析研究教育问题。有学者表示，未来应在扎实的田野工作、高质量的教育民族志的基础上，提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用文化的视野看待和研究教育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滕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教育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教育都是某种文化的教育，因此研究教育问题离不开文化。教育人类学秉承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等研究方法。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教育可以推进教育研究。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袁同凯提出，教育人类学尤其关注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能够根据直接观察和透彻理解当地人的观点来做出民族志的描述，并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符合当地人切身利益的解决方案或途径。

　　与传统的教育研究相比，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巴战龙认为，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推崇以较长时段参与观察为基础的经验研究；第二，推崇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强调兼具主位和客位视角；第三，推崇跨文化比较研究，强调推己及人和反求诸己的精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学金称，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价值突出体现在突破思辨研究的迷局，质疑和打破“常识”，提出和设置新的教育议题，书写教育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教育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建立关联，作出新的理论阐释等诸多方面。

　　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教育

　　袁同凯表示，教育人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人们试图回答当时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发现无法回避教育问题。因此，各个学科加大了对教育的渗透和研究，尤其是对培养人的功能的关注，这便为教育人类学提供了学科背景。教育要了解人、研究人、培养人，把人作为教育的核心，促成了教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

　　近年来，中国教育人类学取得了迅猛发展。滕星称，中国教育人类学者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教育, 撰写出很多高质量的民族志作品，深化了中国本土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和经验研究，同时与国际教育人类学的交流日渐增多，积极展开对话。在专业性学术组织建设和学科建设方面，教育人类学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从原来的分散性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