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成为学界思考和讨论的一大热点。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与学术相挂钩的各种利益的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者有时能够获得“几何级”增长的收益，轻松获得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平成果项目，进而晋升职称、提高工资和津贴，各种荣誉、头衔也是纷至沓来；而那些诚诚恳恳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其收益最多是“数量级”增长，甚至因为学术成果发表极其缓慢、滞后而丧失晋升的机会，各种与职称挂钩的利益也随之消失。毕竟，高级职称的岗位属于稀缺资源，不可能无限供给。尤其是近年来，各高校、科研院所纷纷定员定岗、紧缩编制，“坑少萝卜多”，先得者一旦“占位”，少则十几年，多则数十年。

　　正因为一本万利，某些胆大妄为者便以赌徒式的心态“尝鲜”，且收获甚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们便超越数十年乃至终身才能达到的学术高度。如管理学中 “破窗理论”：当一扇窗户被打碎后，如不及时修补，就会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涌入，去谋求利益。一旦学术不端的“先行者”率先“破窗”而入，“赚得盆满钵满”，就很容易引诱更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学术不端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实际上，学术领域中的此种怪象，有历久的积弊和诸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一些学者本身学术定力不够、学术道德低下的内因，也有学术功利化、考核短期化等外因，导致内部监控流于形式，外部监控缺乏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学术不端行为者的处罚力度不够，有些处罚也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作为处罚的主体，各单位只能根据教育或科研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加以细化、“自定”具体措施，导致认定标准各异、处罚轻重不一。某种情况在此是学术不端，在彼则被当作“引文或注释不够规范”；在此受到惩处，在彼则不被追责。总体上看，很多规定和处罚措施难以用一个“严”字概括，而且在具体实施时也不过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最终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从而导致学术不端行为者侥幸过关。

　　一些人甚至溜出国门“出洋相”。2015年3月，BMC撤回论文共43篇，其中中国学者论文占41篇；8月，斯普林格撤回旗下10种学术期刊已发表的论文共64篇，全部来自中国学者；10月，爱思维尔撤销旗下5种期刊的9篇论文，均源于中国学者。这一系列的撤稿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形象。

　　当然，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已经开始了整肃学术队伍的行动，只是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中国学术的国际声誉，我们除了强化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自律之外，还必须设计出一套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为学术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项专门的学术法律一旦出台并付诸实施，必将逐步形成强大的热炉效应——警示性、一致性、即时性和公平性，对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嘉应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