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就其最深刻处而言，乃是作家人格的逻辑展开。一个杰出的戏曲作家除了要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品格，同时也必定还是有铁胆铜肝的大勇之人

　　一切文学艺术家都会遇到为什么而写的问题，这从根本上说，有关创作旨趣。当代戏曲作家只有志存高远，真正切入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底蕴，关心人民的命运，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对自由、独立与美好人生理想的热切祈盼，是汤显祖对当时社会生活进行深度开掘和审美升华后的一种高度凝聚，显示了一个有自觉人文理想的作家戏曲创作的最高境界，彰显出一种崇高的美学追求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我国政府专门为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出台具体的文件，给予经济、政策等方面巨大的支持与保障，这对戏曲的发展不啻一大福音。优秀戏曲剧本创作应当会通过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得到有力的支持。但戏曲创作有其特殊性，有了经济资助与政策保障，固然能使戏曲工作者安心写作，而要真正创作出优秀的戏曲剧本，则要求戏曲创作者其人格境界、创作旨趣与审美追求等，都超轶凡庸，自成高格。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记取。简要比较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尤其是《牡丹亭》的创作与李渔的戏曲创作，能给当今的戏曲创作者以诸多有益的启迪。

　　大勇的人格境界

　　文学创作，就其最深刻处而言，乃是作家人格的逻辑展开。鲁迅曾深刻地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者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表现。”叶燮《原诗》则云：“无胆则笔墨畏缩”“惟胆能生才”。因此，一个杰出的作家，包括戏曲作家，除了要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品格，同时也必定还是有铁胆铜肝的大勇之人。

　　汤显祖与李渔都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大家，但就总体的戏曲创作成就而言，李渔固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如其特有的喜剧主义创作精神，但尚不能望汤显祖之项背。个中原因，极为根本的一点，就是汤、李的人格有云泥之别。

　　汤显祖在《答余中宇先生》中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伉壮不阿”四字，正道出汤显祖最为彰著的人格特征，他的确一生葆有此种“真气”。譬如，哪怕中不了进士，也敢于拒绝当朝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甚至上《论辅臣科臣疏》，针砭万历皇帝登基以来的朝政。

　　客观地说，李渔入清前也颇有些骨气，富于批判精神，但入清后，为着生存与享乐，他没有保持曾有的刚健人格。其作于清初的《意中缘》有云：“从今懒听不平事，怕上闲愁上笔锋。”这里一个“怕”字，充分显露了李渔入清后批判人格的蜕化，乃至成为一个“处处逢迎不绝”的帮闲式文人。同时代人批评李渔“善逢迎”，正道出其入清后主要的人格特征。

　　要言之，汤显祖的戏曲创作特别是《牡丹亭》取得的创作成就，因其高蹈的人生境界——敢于直面时代与社会的本质问题。而李渔入清后则“善逢迎”。此种人格境界的截然不同，决定了他们的戏曲创作必然有重大的思想落差，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李渔与汤显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创作成就的巨大落差。至于他们戏曲创作艺术水准的差异，乃是其次的事。

　　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先生说过：“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戏曲人。这四点，本是军人的理想信念。但是，我以为对于戏曲工作者同样适用。”这就是要求戏曲作家必须是大勇之人。因此，当代戏曲作家，要在创作上取得卓越的成就，首先就要像汤显祖那样是“真的猛士”，而绝不能像李渔那样畏首畏尾，远离当时社会现实的本质，以致埋没了自己的戏曲创作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