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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兄弟”的本质差别
2015年06月01日 08: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瑛 字号

内容摘要: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及其《续话》、《三话》中,多次谈及“二周兄弟”,即鲁迅先生与周作人的关系,这的确是个非常吸引人,而且又特别典型的问题。二周是出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开始的经历也相似:留学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在北京当大学教师,甚至在五四运动初期还曾一起战斗过。另一位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可耻的汉奸。周作人后来做汉奸,不是偶然的,是他过去多年来一直脱离群众、冷淡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发展的结果。至于张中行等人关于“世间应否允许一个人闭户消沉”的质疑,以及他认为批评周作人“远离争吵的闲适”为“不合宪法精神”,则实在是强词夺理,荒唐得可笑。

关键词:周作人;鲁迅;中行;汉奸;兄弟;五四运动;北京当大学;鲁迅先生;帝国主义;差别是;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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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及其《续话》、《三话》中,多次谈及“二周兄弟”,即鲁迅先生与周作人的关系,这的确是个非常吸引人,而且又特别典型的问题。二周是出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开始的经历也相似:留学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在北京当大学教师,甚至在五四运动初期还曾一起战斗过。然而后来却分道扬镳:一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铁骨铮铮,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中国人民的旗帜;另一位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可耻的汉奸。

  “二周兄弟”差别的根源何在,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在张中行等人看来,“多少年来,对于兄弟二位的殊途不同归,求本溯源,我总觉得,有个思想深处的距离不容忽视,那是: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入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这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向疑的一端”。这就是说,二者的差别是出于“性格差异”:一个热,另一个冷;一个是信,一个是疑。这种观点,不过是抄袭詹姆士和冯友兰的旧说,“哲学家可依其气质,分为硬心的和软心的”,前者如柏拉图、孟子;后者如亚里士多德、荀子。这种观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看,都是难以成立的。

  观点尽管不对,但是张中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引述的二周的两首诗,倒是很能代表二周兄弟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道德人格: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前一首是鲁迅的,后者出自周作人。细细吟味,我们发觉,这确是两首极其典型的诗,反映出作者的心理态度: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是“慈母”和“朋辈”,他始终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怒向刀丛觅小诗”;周作人则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置人民群众利益和命运于不顾,试图游离于社会之外,自己去“玩骨董”、玩“小摆设”,或者最多邀请三两“知己”,躲在书斋里喝“苦茶”。总之,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或主要不是性格上的热冷或信疑,而是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自己究竟置身于何处,同什么人站在一起,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是只关心自己的享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而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判定古今人物品德情操的根本的或首要的标准。

  至于二周兄弟的最终结局和下场,其实也由此而定。周作人后来做汉奸,不是偶然的,是他过去多年来一直脱离群众、冷淡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发展的结果。郑振铎先生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周之附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其远因是抗日“‘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还可以对比,当时的郭沫若就在日本,受到日本当局的监督和压制,困难比周作人多得多,危险比周作人大得多,但是就在那种严酷形势下,他还是毅然地“别妇抛雏”,秘密化装回国,坚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里来。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置事实于不顾,那么爱周作人,特别是他身上的缺点错误,甚至对他的投敌当汉奸也无限同情,对于他的可耻下场无限惋惜,唏嘘不已,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但是对于鲁迅,对于郭沫若,却又那么冷漠、挑剔,怎么看也不顺眼!这恐怕还是立场、观点使然吧。至于张中行等人关于“世间应否允许一个人闭户消沉”的质疑,以及他认为批评周作人“远离争吵的闲适”为“不合宪法精神”,则实在是强词夺理,荒唐得可笑。难道我们批评周作人当年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他“一个人闭户消沉”和“远离争吵的闲适”?不是,是他以“闲适”为名,积极宣传、拉拢和腐蚀一些人逃离和反对革命;是他“挺身而出”去当汉奸,连一些原来的北洋军阀,如吴佩孚、曹锟也不如。这种叛国行为,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宪法精神”都是不能允许的。

  也许张中行等人有一点说得不错,即衡量某个事物,还可以有一条 “人文主义”的标准,“凡有助于人类趋向文明的事物是好的,反之是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承认周作人早期对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一点贡献。然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这一辩证法是难以违背的。周作人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作了汉奸和民族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铁的事实,谁也不能为他翻案,倒是那些无限同情他的人应该想想,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应当从他那里吸取什么教训。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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