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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
2014年08月01日 15:15 来源:光明网 作者:夏晓红 字号

内容摘要:视梁启超与伍庄的交合:伍氏初次在广州拜谒康有为,时当1896年,而梁启超自1895年春入京,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

关键词:梁启超;康有为;草堂;同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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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与伍庄的交谊

  检视梁启超与伍庄的交合:伍氏初次在广州拜谒康有为,时当1896年,而梁启超自1895年春入京,“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据此,伍庄与梁启超虽为同门师兄弟,却未尝同学,而是在梁避难日本后的政治活动中,伍才与之结为同志。

  二人之间的直接通信,最早为1910年12月25日伍庄从北京写给梁启超的函札。二人关系不密切应无疑问。若论资历,还在伍氏入读万木草堂前一年已经出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在政治上出道甚早,起初对这位小师弟显然并不看重,甚至1917年时,伍庄仍在向梁抱怨:

  弟自与兄定交,兄之视弟以为不过一温柔敦厚之人耳,不过一读书自爱之士耳,若夫谋画国家大政,剖析其是非利害,毅然有所主持,兄以为弟尚未足语此。

  而其时伍庄实已参预过与梁启超有关的几次重大决策与行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庄曾应康有为电招,专门赴日,商议政权更替后康梁的应对方略。对于梁启超是否归国,同人间意见不一,各执其理。伍庄属于赞同派,以梁“即归为上”,理由是:“不然,帅不亲身临前敌,虽有健卒健将,统率无人,未有能进取,未有不失败者也。”梁启超最终于1912年9月底启程回国,虽不能谓为听信伍庄之言,但其说总与梁氏取向一致。

  梁启超回国后,1913年9月11日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19日,伍庄即被任命为广东省内务司长。伍之职任应与梁启超的举荐有关,背后则是康有为要梁安置同门的压力,因康极信任伍,梁故言其为“吾侪所最敬爱”者。

  1915年12月,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先行南下,以发动讨袁。伍庄亦约定追随,而“忽动念,欲俟新岁后”,以此避过了“海珠之变”,与梁启超为至交的草堂同学汤叡则不幸遇难。1916年5月15日,伍庄行抵军务院所在地肇庆,赶上了护国战争的尾声。而其对梁启超5月5日“冒大险亲入广州”,说服制造惨案的主谋龙济光加入讨袁军之举,极表钦佩,谓其“能释海珠事变之怨,大公无私,以为国事,此乃任公之勇,亦任公之仁”。

  上举诸事的后面,其实多半都可以看到康有为的影子。或者可以说,在康、梁发生矛盾时,伍庄多半都会站在师尊一边。甚至1917年6月,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伍庄虽曾劝止,但事后还是曲为回护。如此品格,自然值得信赖。因此,1913年6月梁启超向袁世凯举荐伍庄时,称其“与启超为至交,人极可信”。但两人的关系真正密切起来,应该还要到1927年3月康有为去世后。可惜,伍庄很快出国,梁启超随即病逝,历史竟没有给二人留下更多时间。

  伍庄眼中的梁启超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以五十七岁之龄溘然去世。其时在美国旧金山主持宪政党所办之《世界日报》笔政的伍庄,以中国宪政党驻美国总支部的名义,迅速印行了《梁新会》一本小书,表达哀悼之情。书中收录了伍庄撰写的《梁任公先生行状》与《祭文》,情深意切。

  只是,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在伍庄还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大致在其1936年夏归国后,接触到是年先后印出的《饮冰室合集》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伍庄对梁的敬佩才与日俱增。

  此后,在伍庄的言谈与著述中,梁启超已越来越多地出现。胡应汉记述1951-1952年拜见伍庄时12次的谈话内容,便有三四次与梁启超有关。并且,伍庄曾主动比较二人才学:“讲到读书,我便记起了任公;任公聪明不待说,精力亦不可及。他看书一遍,即能钩元提要,振笔可成书评。吾则须三遍,始如任公之看一遍。”而胡氏初访伍庄,便注意到其客厅中有一副1949年夏至自书的联文:“必有事焉,知止乃定。莫非命也,乐天不忧。”此乃30年前梁启超书赠草堂同学麦孟华的座右铭,伍庄“偶忆及之,写以自儆”。

  特别是在伍庄晚年的几部重要著作中,几乎都少不了梁启超的身影。1951-1952年,伍庄将原先仅三千字的《中国宪政党史略》,修订、扩展成为七万余言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本无一言提及的梁启超,至此已占有大量篇幅。不仅在宪政党的地位,即使在学术上,梁启超在伍庄心目中的分量也在增重。

  1957年,伍庄晚年最有分量的著作《中国民主主义》出版,其中所称引的近代国人言论,于康梁二人中,已只有梁而不见康。

  更有意味的是,1957年5月,毛以亨为“亚洲少年丛书”的“名人传记”所作《梁启超》出版,7月20日,伍庄的书评即在香港《自由人》报的“新书评介”栏刊出。伍对此书大为赞扬,末了引该传结语:

  ……任公之精神,已非少数人之所得而私,盖如飞花片片之散入各个人灵魂中,变为新生命而为新文化之再造以努力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无论为敌为友,在气质上,似乎没有不受到任公影响的。

  伍庄认为:“此话说得很公道。”实际也传达出伍庄本人的心声。

  放在这一重新发现、认识梁启超的脉络中,返观伍庄于1929年1月梁辞世不久后撰写的行状,不难窥见其间的分别:

  先生魄力不如南海先生之伟大,然三十余年来,办报、著书、讲学,风靡一时。胡适之谓三十岁以上稍能读书之人,无不受其影响,则先生文字之功,有特长焉。先生为文,善用开阖之姿势,抑扬之音调,说至透辟处,往往入木三分,阅者无不感动,故能具有一种特殊势力,诚如先生所谓“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也。近年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著述日多,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著述条理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择之精确,疏释之发皇,能使学者读其书,省精力而获益多。……假令天假先生以年,则今后国家虽乱,其以学术惠我国民者,岂浅鲜哉?

  此处全从正面落笔,似乎与毛以亨意见相似,但此处赞赏的是“文字”,毛书指认的是“精神”,本非一事。由此可见,即使是同门,理解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也需要时间;或者也可以说,正因为是同门,不再以康有为为中心,评价才可能减少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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