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希伯来文学自18世纪末期诞生之日起，多年由男性居于主宰地位。直到20世纪初期，戴沃拉·巴伦登上文坛，评论家们才开始正视希伯来女作家的存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由男作家在创造国族叙事。20世纪60年代，奥兹、约书亚等人试图用描写内部自我代替描写外部家园，但他们自己往往不自觉地参与到民族叙事的创造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作家虽然具有才艺，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60年代登上文坛、一度与奥兹及约书亚比肩的第一代以色列女作家阿玛利亚·卡哈纳-卡蒙曾经悲叹：就像犹太女子不能在犹太会堂与男子一同唱诵一样，希伯来女小说家被置于以色列文学边缘。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女作家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态势登上文坛，从边缘走向中心，引发了广义上的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革命。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几代女作家同台共舞，堂堂正正地在文学的殿堂上与男作家分庭抗礼。

　　从一味书写自我到不回避社会

　　与男作家相比，以色列女作家较为偏重表现人的内心与情感世界，感于哀乐，缘情而发，避开集体主义与国家叙事等重大话题。茨鲁娅·沙莱夫乃是突出的一个例证。1997年发表畅销小说《爱情生活》时，她还只是一位埋头描写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女作家。她在新世纪之初发表的《夫妻》（2000）与《失去的家庭》（2005）继续诠释的是“家庭与婚姻”生活主题。相当一段时间，当面对记者追问“身为以色列作家为什么只写爱情、母爱、性爱与家庭，而不关注社会情势”时，她回答说自己渴望发掘人的心灵、本我与情感世界，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但是，2004年冬日她回家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与遭遇爆炸事件的公共汽车擦肩而过，目睹了数十条人命瞬间消失的可怕场景，经历了膝盖受伤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伤痛，造成其人及其创作的改变。曾有半年之久，她无法凝神专注创作，因为在她看来，爱与悔恨、恐惧与怨愤等感情波折与真正的命悬一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继之创作的长篇小说《爱之留痕》（2011）中，她开始借助小说来针砭时弊，体现出一种新变征兆。

　　发表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痛》可被视为这种变化的结果。这部作品写的是在恐怖袭击中受伤10年后，女主人公伊丽丝再次遭受伤痛折磨。有甚于此，她年轻时代的恋人伊坦再度闯入了她的生活。尽管他们已经多年不再来往，尽管当年伊坦的离去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甚于在自杀性爆炸事件中遭受的创伤。伊丽丝不仅是一位十分敬业的中学校长，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已经长大，近乎独立。但是，伊坦把失去多年的激情与快乐带入她的生活。她必须编造各种谎言向家人隐瞒她的恋情，因而陷入了人生困境：不知是与伊坦相爱而疗治自己的伤痛，还是要伤害身边的亲人。

　　这部作品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也探索了人生不幸之源，以精神宣泄作结，著名作家奥兹称之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一些海外评论家看来，这部小说依旧属于规避当今以色列政治生活的作品，反映的是个人焦虑与悲情。著名希伯来文学学者施瓦茨却说，当人们审视茨鲁娅在文学—民族的语境下描写伤痛之时，她奉献了这部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的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风格上均显示出大作家的手笔。她屈从于人们所熟悉的路径，为的是将其中断，以改变其方向与目的地。茨鲁娅不愧为描写人物情感的高手，她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伊丽丝的伤痛，但是这种痛来自精神与肉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年轻时代的恋人旧情复燃扰乱了时下的生活，一方面则是其在恐怖事件中身体受伤，而后者毋庸置疑触及了当代以色列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痛》超越了其早期三部曲的婚恋主题，可被视为茨鲁娅创作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