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调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通过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看,在困扰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资源和资本已经不是主要瓶颈,城乡资源配置失衡才是中国城乡差距产生的关键原因,因此,构建合理的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秩序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

　　资源要素持续向城市净流入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区域间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总是从收益较高的发达地区流向收益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各要素收益最终将趋于平均化,从而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从1978年到2009年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从2.57:1扩大到3.33:1,2010年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2014年首次降至3倍以下。乐观看,中国正在迎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发展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逐步凸显。但是,目前资源要素持续向城市净流入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短期内仍将持续。

　　首先,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仍将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力量。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以城市为导向,资源要素长期向城市单向聚集,最终导致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多重城乡剪刀差,农业和农村的弱质性被进一步强化,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城乡差距拉大的根本性原因。资源流动方向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型,对于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其惯性力量绝对不可低估。如何应对依附于传统城镇化路径上的不同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改变既得利益群体的路径依赖,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其次,资源要素向农村的回流尚处起步阶段。“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工业化初期阶段,边缘区资源要素大量流入核心区,只有到工业化成熟阶段,随着核心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一趋势才会逆转,资源要素才会向边缘区回流。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增加,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决定,这种“回流”才刚刚开始,切不可操之过急。

　　再次,资源要素跨城乡流动成本仍然较高。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短期内城市资源要素“下乡”还无法完全规避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壁垒、文化壁垒、教育壁垒与投资壁垒等等。除此之外,生产要素“下乡”还必须面对各种风险。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进入高成本、高风险的新阶段,同时又面临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加之土地规模集中不足,城市资源要素投资于农村的显性风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