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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推进儒学研究 重建礼仪之邦
2013年05月20日 2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鸿琴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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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介绍: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56年1月生,山东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后跟随葛懋春先生攻读硕士,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2006年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等学术著作,并主编《史学引论》、《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翦伯赞文集《历史理念》、黎澍文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六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近百篇。

  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3项:山东文献集成、古史辨与古籍整理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社会科学网独家报道栏目。儒学是中国两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也是文化热潮中学人所关注的热点。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中华传统文化儒学的发展进行解读。

  记 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王学典: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有重大意义

  记 者:我们知道,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和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核心区,2012年,山东大学整合了四家儒学和文史哲研究机构,组建了儒学高等研究院,您担任该院的常务副院长。请问当时学校成立此院的背景及意义是什么?

  王学典: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源远流长,事实上从2002年文史哲研究院的成立,——文史哲研究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个具有实体性质的国学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当时就有近40个人。为了突出儒学研究的特色,2005年我们就把庞朴先生聘到了山东大学,组建了山东大学的第一个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研究中心。2010年,我们把许嘉璐先生聘到了山东大学,组建了儒学高等研究院。2012年,山东大学把许先生的研究院、庞先生的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实质性整合,组建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这个院目前全部在编人员是65人,专职科研人员58人,其中有28个教授,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国学院。山大地处孔孟之乡、儒学的发祥地上,对弘扬儒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山东大学所处的这种地利优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任何高校所无法复制的,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记 者:近年来研究院在儒学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学典:儒学研究航空母舰的组建,是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横跨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整合多学科才能面对儒学,任何单一学科,无论是中文、历史、哲学都无法单独面对儒学,由此终结了文史哲三家切割经典的局面。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完成之后,我们始终以国家儒学研究院自期。所以,我们在从事儒学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研究项目的设立上,始终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特别是国家学术界全局的需要,我们设立的一些项目都带有全局性。另外,在儒学高等研究院重新整合组建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即我们不能只做活动,仅靠做活动的科研机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新的研究院一组建就开始做项目,现在这个研究院有58个科研人员,人人都在做项目,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之后,我们一直以国家儒学研究院的期待来要求自己,所以我们从事的一些项目都具有全局性意义。

  记 者:研究院有没有承担过一些国家级的项目?

  王学典:有。我举几个例子,一是许嘉璐先生牵头承担了一个项目,叫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每年都有基金资助。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儒学高等研究院开展,目的是想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的文化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经济相结合,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

  我们另外一个项目是“《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是中国文化典籍的两大骨干。之前已经通过国家的力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本。相反地,《十三经注疏》这样的中国文化典籍的另一大骨干没有任何人进行整理,因此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就设立了这样一个项目,预备先进行汇校工作,再进行点校工作,最后出版一部与《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水平的权威定本,这样一个项目的设立对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另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项目,叫做“集部儒家文献萃编”。儒家文献不光在经部,也不光在其他部,事实上在集部当中有大量的儒家文献,而这部分文献迄今为止未经任何人加以整理。比方说,我们目前所能查到的清代文集有接近一万种,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儒家单篇文献,我们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些单篇文献选择出来,汇集成册,进行点校,供学者们使用。这个项目在学者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学界认为我们在做一个沙里淘金、煮海为盐的工作。

  还有一个项目是“史部儒家文献汇编”。中国的《二十四史》,基本上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编纂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当中,都包含着许多关于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这些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事实上都是从儒家的观念出发的。把这些评论汇集起来,对人们认识以往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被塑造的具有巨大的作用。这项工作前人做过,但我们认为做得不是很好。我们还承担了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叫《子海》,就是把所有的子部文献,像《管子》、《孙子》、《老子》、《庄子》、《墨子》都重新整理一遍。

  我列举的这些项目事实上是要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儒家文献进行全面的清理工作,这些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们这些项目全部都是以十年为期,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把有关儒家的主要文献作一个全盘的的清理,这就是我们目前做的工作。

  全盘西化固不可取 全盘国学化也不可取

  记 者:对于近年来全国各高校的“国学热”,您是怎么看的?这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王学典:的确,在目前中国的高校,包括许多地方的社科院系统,都争先恐后成立国学研究机构。这种局面好象显得非常热闹,但是这种热闹是很局部的,在社会上的反响并没有像媒体上的反映一样,引起足够多的重视。我个人感觉,这种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主体性觉醒的一个标志,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专门的人员去研究,这和全盘西化之下的状况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大家在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时候,至少不排除有部分人有一种托古改制的想法,想用古代的智慧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指导。另外我也有一种担忧:全盘西化固然不可取,全盘国学化也同样有问题。当前的文化趋势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有待观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记 者:通常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您认为这一思想对于我党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王学典:我个人感觉中国古代讲究“内圣外王”,是儒家对知识阶层的教养、人格修养方面的理论要求,它认为既要能够修身、齐家,同时又能够治国、平天下;既要有人格操守,同时又有办事的能力,这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较高要求。你不能是书呆子,需要你读书的时候,可以修身养性;需要你出马的时候,要能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的实质是君子人格的养成,《孟子》当中对这种君子人格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就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感到这样一种人格操守对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志,按照中国古代的要求,首先应该是个君子,首先成为尧舜,成为道德的表率,然后再去治国平天下,我觉得这样一种人人都成为君子的要求,人人都不能同流合污的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讲已经是一种比较低的要求。如果具有更高的境界,你应当造福百姓。但是从最低要求来讲,你最起码不能变成污泥浊水。我觉得这种资源对当前党的建设,特别是目前正在开展的新的全党教育运动,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向传统文化靠拢、吸取传统文化的资源,从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文革”期间被中断了,近二十年来我们又重新在这个方面作了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

  文化攸关大国兴衰

  记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您认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意义何在?

  王学典:我感觉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种力虽然是无形的力,但它是一种攸关兴亡的力,换句话说是一种文化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这个字眼不光是版图的概念,更是一种文物制度的概念。我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感化,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事实上是文化的联系。只要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实上就不再是少数民族,而和汉族是一体的。相反,你即使是汉族,你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不接受中国的文化,那么你也是外族。这样一种以文化来划界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兴衰昭示了一个规律:有没有文化纽带攸关一个大国的兴衰。在世界历史上,像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存在一个现象——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些帝国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当它们来的时候好像潮水一般,横跨欧亚大陆,当它们消失的时候也无影无踪。相反地,在历史上,中华帝国历两千年而不倒。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突然消失,从目前来看,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也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文化纽带。而中华帝国长期被维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儒学。它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陷入分裂,可以陷入瓦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重新集聚起来了,它又重新站起来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无形的力量,而从目前来讲,我们还没给予足够的估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儒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积极意义

  记 者:您提出我们要致力于儒家价值观的凝炼及其现代转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那么,您认为儒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何积极意义?

  王学典:中国梦当然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人民的幸福,我觉得这几点和儒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儒学有它一大套的规范和理论,但就其核心而言,有几点经过现代转化,依然构成我们当前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比如儒学特别强调“大一统”的观念,孔子强调,中国应该“定于一”,应该是一个一统的局面,这个局面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仍然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需要经过现代转化、提炼,变成今天的爱国主义,中间还有一系列的环节需要进行过滤,因为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另一个需要转化需要过滤的东西就是“中庸”、“和谐”的概念。从孔子到孟子,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中庸,强调和谐,不主张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观念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GDP,并没有对社会建设投入足够的精力。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儒家这套中庸的观念、和谐的理念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对于重新整合出现某种分散现象的社会,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我特别感到担忧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暴力化的倾向。中庸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强调不偏激,不走极端,不用极端的措施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对整合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儒学当中还有一些观念也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比如我们过去讲“三纲五常”。“三纲”毫无疑问是糟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强调制度上的人格不平等,应该抛弃;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伦,我觉得基本上具有正面的价值,它仍然是构建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伦底线。对朋友不能不讲“信”,做生意也不能不讲“信”,像这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作为构成我们当前社会核心价值的来源之一,是需要继承的。另外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和《圣经》当中的某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的,也写在联合国的墙壁上,被称为“黄金律”。东西方在观念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儒学经典典籍中蕴藏着一些世人都应该遵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应该正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映了中国的儒家在潜意识里有一个观念:人性是相通的,当你由己度人的时候,就会想到勿施于人,这一点是大家彼此沟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观念经过改造和转化之后,可以作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团体与团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个人认为,儒家的一些义理经过现代转化之后,可以构成我们当前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来源。

  学界儒学要走汉宋并重的道路

  民间儒学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记 者:我们今后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儒学的当代发展?

  王学典: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一是从学界儒学而言,我感觉应该走汉宋并重的道路。当前的主流儒学界重宋学发展。宋明理学讲究道德、讲究心性,这个学派过度发展,相反地,“五经”不受到重视。宋明理学特别注重“四书”——《中庸》、《孟子》、《大学》、《论语》,不太重视“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所以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之后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汉宋并重”或是“汉宋兼重”,既重宋学,又重汉学,在当前特别要强调注重汉学的作用。儒学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把《十三经注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来向前推进,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注重五经。我们过于注重四书,不重视五经,这是从学界而言的。

  二是从民间儒学而言,儒学应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大众。它和当前的社会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当前我们应该开展一个礼仪之邦的重建运动。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中国古代,大家都是彬彬君子,出门很讲究礼仪。而现在的社会有野蛮化的倾向,这是我感到比较担忧的问题。礼仪之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人都应该有教养。现在的人缺乏教养,有知识无教养是当前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一个通病。大家学到了满腹知识,但在处事上没有教养,而中国的儒学强调的是即使不识一个字,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即使满腹知识,但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就不是儒家所要求的那个人,也不是礼仪之邦所构建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重建礼仪之邦,重建礼仪之邦从山东开始,山东从曲阜开始。

  因此,学界儒学应该走一条路,民间儒学应该走另一条路。落实到实践层面上,应该提出重建礼仪之邦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现在正在对礼仪之邦重建的细节进行设计,在必要的时候会提出方案。礼仪之邦的重建也是从属于当前社会整合的一个重大措施,它的重要意义和实质就在于提升中国人的教养。

  将山东曲阜打造成文化圣地

  记 者:您刚才提到重建礼仪之邦,要从山东曲阜开始,我想问一下您的具体构想是怎样的?

  王学典:前一阶段,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教授提出了一个规划,要在曲阜设立文化特区。我们在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毫无疑问对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起到了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它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同样地,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打造一个文化特区,我们一个教授就在山东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山东曲阜文化特区的要求。这个曲阜文化特区的要求就是想把曲阜打造成为中国文化的圣地,打造成麦加那样的圣地,能让世界各地对儒学感兴趣、信仰儒学的人到中国来朝圣和瞻仰。当然目前也有人来参观,但只是参观而已,认为和自己无关,构不成自己的信仰,构不成自己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提出建立文化特区的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的麦加,供世界各地的人前来瞻仰。

  从社会建设上来说,文化特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圣地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圣地当中的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用礼仪之邦的建设来落实文化特区这个概念,来展开文化特区这个概念,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中国有一部《礼记》,对人的一举一动都有规范,当然那些规范有些应该抛弃,但是其中和教养有关的一些举动,毫无疑问应该保留,应该弘扬,应该作为规范固定下来。要全盘展开一个“礼仪中国”的重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工程。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怎么让人信服只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好?我们建一个经济特区,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样,到深圳来看一看。那么未来的中国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造就一个彬彬有礼,大家都很有教养的社会?就可以以山东曲阜为示范。我感觉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

  推进儒学研究是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要求

  记 者:您刚才谈到儒学当代的发展,您能否谈一下儒学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王学典: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都面临着重构。与世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重构同步,世界文化秩序也面临着重构。儒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许多中国人研究儒学是当作一个事业,另一部分人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我接触到的一些来我们这里交流的外国人,他们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他们认为这种信仰和他们的上帝具有平起平坐的价值。这透露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儒学仍然具有信仰的意义,对世界而言,它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蔑视的一员。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能和西方文化并行发展,并能展开深度对话的只有儒学,佛教不行,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佛教在制度层面强调无父无君,达不到较高的要求,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的是儒学。在这一方面,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于孔子,这意味着一种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

  儒学能够从哪些方面补充西方文化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一是儒学特别强调德性伦理,特别强调自身的修养,这一点和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强调一种规范文明,是外在的规范,靠制度,而中国的文化更多地是靠内心的提升,人人都是君子。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六亿神州尽舜尧”,他希望造成一种人人都是舜、都是尧,人人都是君子的局面,而这种君子是通过自我修炼、自我修养来完成的,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所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规范伦理,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慎独,然后久而久之,下意识状态你就会形成一种君子人格,不需要外在的驱赶就能够在社会上站住脚。所以儒家的德性伦理能够对西方的规范伦理形成补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儒家特别强调角色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模样,臣要有臣的模样,做父亲有做父亲的要求,做儿子有做儿子的要求,这就是儒家的角色伦理。儒家的角色伦理对西方的个性主义,我行我素,特别是个性至上有一种校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不能忽视。我刚才说的礼仪之邦跟这个密切相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处在什么样的角色上,对你就有相应的伦理要求,必须完成这个伦理要求,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工作。我觉得中国的角色伦理对于西方个性至上的观念有某种纠偏作用。

  另外,中国的儒学,特别是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特别强调“民胞物与”,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校正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一种环境伦理学也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儒学在许多其他方面既可以与西方文化展开深度对话,同时又能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大家要平等、对话、趋同,寻找一个共同的局面。所以我个人对世界文化未来的局面持一种乐观态度,我认为它会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这样一种局面会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愉快地生活,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你不能心存蔑视,你也不能傲慢和自负,在一定情况之下,这两种文化可以并行发展。

  记 者:好的,再次感谢王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儒学高等研究院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学典:谢谢!也祝愿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够越办越兴旺!

  记 者:谢谢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吕家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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