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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Destiny of LU, QI and HAN Poetry in Han Dynasty
【作者简介】刘毓庆/郭万金，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刘毓庆（1954－），男，山西洪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郭万金（1979－），男，山西阳曲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内容提要】 东汉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阐述了三家诗在这个时代兴盛与衰亡的发展曲线，并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另一方面，三家诗均具有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的共同倾向，并且对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更加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
Through a period of superstition to the humanism in the DOHAN dynasty, the three kinds of SHIQING researchers responded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the writer clarifies their ups and downs as well as the reasons. In regard to the advantages such as deep understandings and thoughts on the meanings of the poems, they all lacks　the spirits of liberty as the MAO researchers boasts, thus failing during the competition with MAO.
【关 键 词】三家诗/命运/变迁LU QI and HAN/fate/transformationEEUU8363702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82（2010）01－0040－05
    一种学说只有与时推移，才能行而不衰。东汉是一个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导致了不同的发展曲线。
    一、《鲁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西汉最为强大的是《鲁诗》学派，其间因明经术而身蹑高位如韦贤父子者，不在少数。到东汉，这一派虽仍在继续传播《诗》学，但却没有西汉那么幸运了，而且几乎成了四家《诗》中最不景气的一家。在这个队伍中，尽管没有出过像先前韦贤那样显赫的高官，但从西汉末以来，在这个学派中却出现了一批沉心经典、淡漠权力、富有节操的人，如：陈宣，博学明《鲁诗》，遭王莽篡位，隐处不仕；李昺，习《鲁诗》、《京氏易》，公车征，不行；李业，习《鲁诗》，王莽居位，隐藏山谷，后因不失节于伪朝，饮毒而死；高嘉、高诩父子，世习《鲁诗》，王莽时父子称盲，逃去不仕；魏应，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鲁恭、鲁丕兄弟，习《鲁诗》，闭门讲诵，绝人间事。
    这种现象的出现，虽有可能与《鲁诗》鼻祖申公不阿于世的为人传统有关，如申公当日就曾忤楚王刘戊，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鲁诗》的现实批判精神。《鲁诗》讲经有两大主题：一是“政衰始于衽席”，一是“贤人遭贬”。这两大主题在与现实产生联系时，其必然的手段都是借古讽今，而其基本的态度都是不满于现实。在西汉初经典复原时期，《鲁诗》借着其最先出世、并占据鲁地儒学独盛的优势，很快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在官方的支持下迅速传播开来。又由于当时汉王朝处于上升时期，有一种容纳不同政见的恢宏气度与光复旧艺的信心，使得明于古礼的《鲁诗》派学者，顺利地走向了权力中心，成为西汉《诗》学流派中势力最大的一家。但到西汉后期，政局的变迁，使这一派学者在与统治者的合作中，出现了心理上的障碍，导致了背离政治走向纯经学的人生发展道路。
    在学术的发展上，此一学派也不太理想。《鲁诗》派从申公始，就缺少理论创新，除了在经文的本事探求与文字训诂上有所成就外，在对“经”义的阐发上只是浅层次的比附，其所关注的两大主题，也只是在情感的层面上徘徊，并没有在义理的层面上作深入的开掘，因而当章句之学兴起、“诗”的研究开始转向“经”的研究、“经典研究”转向“经学研究”的时候，此一派就显得后劲不足了。除了在西汉末期出现了韦氏、许氏两种章句著作外，整个东汉近二百年间不再见有新的章句产生。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及清儒三家《诗》辑佚的著作中，曾汇集了有可能属于东汉《鲁诗》派的诗学观点与解经文字，但这些文字，除了在文献研究中略存价值外，几乎看不到其理论上的建树。以下就拿最集中的一组蔡邕《独断》所陈《周颂》31篇看其解经文字：
    《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将》一章十句，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时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工》一章十句，诸侯助祭，遣之于庙之所歌也。
    《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也。
    《振鹭》一章八句，二王之后来助祭之所歌也。
    《丰年》一章七句，烝尝秋冬之所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乐，合诸乐而奏之所歌也。
    《潜》一章六句，季冬荐鱼、春献鲔之所歌也。
    《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载见》一章十四句，诸侯始见于武王庙之所歌也。
    《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来见祖庙之所歌也。
    《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乐所歌也。
    《闵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之所歌也。
    《访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谋政于庙之所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群臣进戒嗣王之所歌也。
    《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载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耕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报社稷之所歌也。
    《丝衣》一章九句，绎宾尸之所歌也。
    《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歌也。
    《桓》一章九句，师祭讲武类禡之所歌也。
    《赉》一章六句，大封于庙，赐有德之所歌也。
    《般》一章七句，巡守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
    因熹平石经《鲁诗》出自蔡邕之手，故一般认为蔡邕属《鲁诗》一派。但《后汉书·赵晔传》言：蔡邕至会稽，读赵晔所著《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为《韩诗》派，蔡邕叹服其所著《诗细》，并亲传其学，由此可知，蔡邕并不死守《鲁诗》家法。蔡邕所引《周颂》诗旨可注意者有二：第一、内容与《毛诗》相同，甚至连诗篇的排列次序都与《毛诗》无异，特别是与《大武》乐有关的几篇（《武》、《酌》、《桓》、《赉》、《般》），《毛诗》的排序有明显的错误，而这里《鲁诗》则将错就错。朱彝尊曾言：“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今《独断》所载《周颂》三十一章，其序与《毛诗》虽繁简微有不同，而其义则一。意者《鲁诗》、《毛诗》，《风》之序有别，而《颂》则同耶？”[1](P736)其实这个“同”字正是破绽之所在。第二、所述仅诗篇的原始功用，对诗义没有任何发挥。这里披露了一个信息：《鲁诗》派因缺乏创造力，到东汉末，在《毛诗》的冲击下，其特色已开始消退。大儒如蔡邕亦不能坚守其学，而有了改传毛、韩之嫌，故而其后魏晋间虽仍有传者，但终气力不竟，不过江东而亡。

    二、《齐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与《鲁诗》派相比，《齐诗》派因与谶纬之学同趋，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并努力发展其章句，故而一度势力很大。就以著述来说，《鲁诗》在东汉一朝没有著述，号称“五经复兴鲁叔陵”的《鲁诗》学者鲁丕曾称：“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2](P884)这样自然是述而不作了。而《齐诗》家则不然。西汉时曾做过成帝《诗》学老师的伏理，即著有《齐诗伏氏章句》。到东汉，其子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勲，以授嗣子恭。”[3](P20)伏恭以为父亲所传的章句文字太繁多了，于是“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P2571)省减之后的章句竟还有二十万言之多，其初内容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位《齐诗》学者景鸾，撰有《诗解文句》[5]，《后汉书·儒林传》称：“景鸾字汉伯……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凡著述五十万言。”可以看出，此一派学者很少拘束，有旺盛的著述热情，故动辄数十万言。
    此外，荀爽著有《诗传》。关于荀爽的派系归属，有不同看法。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曰：“《太平览御》五百八十六引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似即《诗传》中语。本传不言爽治谁家《诗》，证以《汉纪》‘希得立于学官’之语，则其为毛氏诗审矣。陆元朗云：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毛公传荀氏学。慈明为荀卿十二世孙，传《毛诗》，即所以传其家学也。”[6](P2316)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叙》则说：“荀悦叔父爽师事陈寔，寔子纪传《齐诗》，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后汉书》言荀爽尝著《诗传》，爽之《诗》学太邱所授，其为齐学明矣。”又于叙录曰：“陆德明《叙录》言：寔子纪传《齐诗》。则太邱之受业太学，其所习当为《齐诗》。荀爽师事陈寔，尝著《诗传》，《后汉书》载爽对策语：有闻之师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即本翼氏《齐诗》之义。是爽治《齐诗》之学无疑。”[7](P1280,1282)陈氏之说较姚氏为优。
    陈乔枞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安危之故。”此说甚得《齐诗》精要。东汉《齐诗》的著作已全部散佚，从《齐诗》派学者遗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齐诗》在理论上是有所发展的。他们的发展趋向主要有二：第一是对于基本诗义的把握，并由此而对其中的人伦道德意义进行开掘，以求在现实中体现其存在价值，起到导引人心的作用。如《齐诗》名家伏湛，光武时因其为“名儒旧臣”，甚受器重，一度代邓禹为大司徒。彭宠造反，光武帝要亲征。伏湛上疏谏曰：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8](P894～895)
    这里所引为《大雅·皇矣》文，重在言文王之德，不轻事征伐，终为天命所归。意在谏光武帝应以周文王为楷模，对征伐之事要慎重。再如郎顗上书言事云：
    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浊。[9](P1054)
    “《周南》之德，《关雎》政本”，主要是从“修礼遵约”的角度说的，目的是要匡正“时俗奢佚，浅恩薄义”的社会风气。而且认为匡正时俗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这在上不在下。只要为政者“修礼遵约”，就可以“风行草从”。
    从伏湛、郎顗的称引《诗经》中，基本上可以看出《齐诗》派在东汉的发展态势，仍然坚持着对诗义的把握与通经致用方向，不媚于世，并有一种从经典的基本意义出发，规范帝王行为的勇气。这可能与《齐诗》派学者对天命的认定有关。在他们心目中，天命远远大于帝王的权威。因而他们的第二个发展趋向就是完善《齐诗》推算国运的功能。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郎顗。《郎顗传》称顗“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看来他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人。西汉《齐诗》推休咎，有所谓“四始”、“五际”之说，郎顗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概念，即“三基”说。其上顺帝条便宜七事言：
    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潜龙养德，幽隐屈戹，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竞，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9](P1065)
    “诗三基”不见于前汉记载，当出自东汉《齐诗》学。李贤注曰：“‘基’当作‘期’，谓以三期之法推之也。《诗泛历枢》曰：‘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故王命一节为之十岁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钱大昕曰：“案‘诗三基’者，盖《诗泛历枢》之别名，犹《稽览图》称《中孚传》也。其法盖以三百六十岁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别为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竞，来年入季’也。”由此看来，“三基”与“四始”、“五际”同类，也是一种推算国运的方法。“四始”、“五际”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说，“三基”则据阴阳气周而复始为论。各家在论“三基”中，都没有说清楚是哪“三基”。参李贤注引《诗泛历枢》，疑所谓“三基”者，三百六十岁为一周，此为一基；一周中分十二辰，一辰各三十年，此为二基；一辰分孟仲季三节，王命一节为十岁，此为三基。阴阳变化之数就藏在这“三基”的周而复始之中。
    《齐诗》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与阴阳术数之学联系过密，在汉代神学兴盛之际，这一派尚可乘风破浪，显其身手。随着汉王朝统治的衰亡，神学思潮的消退，《齐诗》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故在三家中最先失传。

    三、《韩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东汉，《诗》学中势力最大的一家是《韩诗》派。唐晏曾言：“大抵《鲁诗》行于西汉，而《韩诗》行于东汉，二家互为盛衰。故《韩诗内传》至六朝尚存，亦以习之者多也。”[10](P229)《鲁诗》过于本份，自然易于僵化；《齐诗》过于玄虚，自然难以承传；而《韩诗》所具有的晋学、鲁学与齐学的混合性格，以及其对《诗》作为文学的鲜活性与作为经学的经典性的保持，使其具有了多重生存能力，因而不仅在东汉神学思潮中能得以盛行，即使在《毛诗》理性说诗的冲击下，也未即刻倒下。传授之盛，逾于其它各家。在《后汉书》中，时可见到“薛汉……世习《韩诗》……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郅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召驯……少习《韩诗》……侍讲肃宗……入授诸王”、“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馀人”、“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唐檀……习《京氏易》《韩诗》……教授常百馀人”之类的记载。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于东汉三国之世，列《鲁诗》17人，《齐诗》7人，而于《韩诗》，则列有41人之多。此一派的著述似亦较齐、鲁为多。今知者有：薛汉《韩诗章句》，杜抚删定《韩诗章句》与《诗题约义通》，赵晔《诗细》、《韩诗谱》二卷、《诗神渊》一卷，张匡亦为《韩诗》作章句。《汉车骑将军冯绲碑》称冯绲治“《韩诗》仓氏”，“仓氏”一派文献失载，但其作为《韩诗》的一个支派，在章句之学盛行的东汉能得以传播，亦宜有自己的章句。从这里也披露了《韩诗》在东汉，又不少派别出现。
    东汉《韩诗》一派的著述，与齐、鲁二家一样，今已无存，只从前人的引述中可见得只言片语。薛氏《韩诗章句》是当时影响最大、至今残存最多的一家。此章句非一人之力所为，前汉有薛夫子《韩诗章句》，其后其子薛汉又对《韩诗章句》作了较大辐度的修改。当时各家章句都比较烦琐，即如《汉志》所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薛汉父子所传授的章句，估计也不例外，故薛汉的高足杜抚为了使《韩诗》之学便于传播，对其师的章句作了认真删定，尊之曰《薛君韩诗章句》。马国翰辑有《薛君韩诗章句》，此外黄奭辑《韩诗内传》、陈乔枞辑《韩诗遗说考》，亦将薛君章句一并收入[11]。据各家所辑，《薛君韩诗章句》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有二，一是继续探讨诗之原义，在诗本事与文字诠释上，尽可能的结合文本，使其解释合理化，如关于《郑风·溱洧》，《毛诗序》曰：“《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引《鲁诗》说：“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吁之乐，勺药之和。”又引《齐诗》曰：“郑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12](P371,367)此三家所言，显然背离了诗篇产生的背景。而《后汉书·袁绍传》注曰：“《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这从郑国民俗出发，对诗进行理解，显然要比三家合理。故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说：“按《韩传》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兰，祓除水滨，与所悦者俱往，而无他词。其曰‘所悦者’，谓士与士，女与女，各有平日所悦之人。即‘伊其相谑’，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悦者，与之相谑耳。世无道路相逢，士女杂沓互相戏谑淫奔之理。乃《毛传》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诸语，无论诗中绝无兵革流离之意，即‘秉兰’‘赠药’，安必为目成期约之物？皆非诗中所有之义也。但暮春水涣，男女群相祓禊，袵交趾错，风俗之弊，自在言外。诗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在。《韩诗》之说，深得风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语。”[13](P551)他如解《君子陶陶》曰：“陶，畅也。”解《葛屦》“纤纤女手”曰：“纤纤，女手之貌。”解《园有桃》“我歌且谣”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解《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扼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所以冒突先启敌家之行伍也。”这都是就诗之文本立说的。
    薛君《韩诗章句》第二个价值取向是，阐发诗义，寻绎其与现实政治与人伦道德间的联系。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朱辅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朱辅所引为《周颂·天作》篇诗句，其所说的“传”，当是指韩婴的传，所言甚为简略。所谓“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意思是通向岐下周国的道路虽然险阻，而人心归向，不以为难[12](P1007)。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韩传”中对于“有夷之行”的理解，乃是指人心理上的感觉，因为人心向往，所以就感到道路平坦通畅，故曰“而人不远”。薛氏的章句则对原初的韩婴传作了发挥，李贤注引薛君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归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不仅对诗之文字作了详释，而且还将“有夷之行”与“仁义之道”联系起来，认为这句经文是有象征意义的，表面上是行走的道路，实际上指的是“仁义之道”，这样于经义中便注入了人伦道德意义，将诗学的诠释完全转向了经学的诠释。再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对策曰：“《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迭。’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李固引为《周颂·时迈》篇语，释“迭”为“应”，是《韩诗》义，《毛传》则释为“惧”。“动之于内而应于外”，当是《韩诗》传统的解释，指的是王家的声威，但所言何王，也未详说。《鲁诗》言是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亦未言为何王。《毛诗》以为是指武王，《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云云，是以为武王事。《国语》言为周公作，而李贤注引薛君传则曰：“薄，辞也；振，奋也；莫，无也；震，动也。迭，应也。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则天下无不动而应其政教。”以为此为成王事。是武王还是成王，其意义完全不同。武王能威震天下，在于其开国之威；而成王是守成之君，其能够震动天下，则在于其能“奋舒文武之道”，在于“政教”。在东汉守成之世，更重要的是继承先祖伟业，是以文安邦，即所谓“政教”。因此这个解释，无疑是对经典的“现代诠释”，其意义指向显然在于政治上的长治久安。

    四、结论
    总之，《韩诗》在东汉的发展势头要好于齐、鲁二家，但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尽管三家在东汉，就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有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韩诗》虽然因其“混合性格”与多重生存能力的发挥，获得了比齐、鲁两家较好的发展，但随着神学思潮的消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也终难逃衰亡的命运。

    注释：
    ① 景氏书．朱氏《经义考》、侯氏《补后汉书艺文志》皆题作“齐诗解”，姚氏《后汉艺文志》曰：“按：‘文句’即章句之异名，《隋志》礼家有皇侃《丧服文句义疏》十卷，此其证也。殆汇众家诗解而为之章句欤！《侯志》据《经义考》题作《齐诗解》，以‘文句’二字属下读，今考本传云‘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华阳国志》云：‘撰《礼略》、《河洛交集》’，则《河洛交集》别为一书。此书名《诗解文句》审矣。”今从姚氏说。 

【参考文献】
    [1]（清）朱彝尊．义考（第三册）．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点校补正本，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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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以下所引薛君《韩诗章句》，皆出马国翰、黄奭、陈乔枞辑本．
    [11]（清）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M].台北：明文书局，1987.
    [12]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卷五）[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8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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