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创作之间关联性的断裂,一直是被人们广泛诟病的突出问题。批评的“自说自话”与创作的“自行其是”乃是这一断裂给双方带来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当批评沉湎于“自说自话”之时,也同时是创作“跟着感觉走”而不可避免地失去方向感之际。一方面,是批评的故步自封隔绝了丰富活跃的创作;另一方面,是创作的浮躁急就呈现为粗制滥造、佳作匮乏。

　　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大数据时代》一书中认为,“大数据”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乃至价值观念。大数据时代诞生了更多的艺术作品,艺术创作也变得更趋复杂多元,而艺术批评的主要职能是对创作进行规律性研究,其本质是对于“情感与形式”的研究。要使这项研究具有针对性并实现有效性,就要树立以艺术创作为内核的批评理念。批评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批评的过程是求知、求真、向善的一脉相承。检视既往,批评曾经有过“新方法”探索的狂欢。探索“新方法”,本意是使研究具有新视角并呈现新气象。但是长期以来,从事批评的人们在对“新方法”的追求中,给人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印象,给人一种在变着法子阐述既往而非探索新路、预测未来的口实。其实,既往的“历史——美学”的方法已经架构起批评理念的坐标,我们亟须做的是,将这个坐标深化到“认知建构”和“整体把握”中去。

　　正如创作不能脱离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批评也不能脱离对艺术创作的学识建构。对于“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重点是艺术创作中情感与形式在相互关联中“双向建构”过程的实现。“情感与形式”的相关性研究是充满变量的,在许多情况下,由这些变量而造成批评的复杂性。大数据时代能够使批评者获得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但也有可能因不能定位视角而让人身陷沼泽、四顾茫然。

　　就批评而言,日益增强对创作现象中数据的分析能力,有效实现对未来创作思潮的预测能力,当属迫在眉睫的任务。“大数据”由于数量巨大,且来源庞杂,它通常用“概率”说话而并不给出“精确”的判断。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将为信息分析带来三个转变:一是信息分析“更多”,我们将面对全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二是信息分析“更杂”,它要求我们在扩大数据规模时要学会应对“混乱”;三是信息分析“更相关”,这需要我们善于找出原本毫无关系的数据间的“关联性”。其中第三个转变,也即对信息分析“更相关”的认识至关重要。批评无疑具有显著的“学问”特征。有人把这种“学问”概括为“求知之学”与“求真之问”,窃以为不无道理。批评的“学问”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即先“求知”再“求真”。批评作为社会公器之一,既不能“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其中,“问题意识”是其首当其冲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