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方国瑜为丽江及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做的一切，绝非从一地一族的利益出发，而是置放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大局下进行，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崇高的爱国品质。

　　方国瑜（1903—1983）是20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他在西南民族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然。在纳西学研究领域，方国瑜对学科的发轫、成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是纳西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1 他开拓了纳西族历史、语言学科方面的研究领域，奠定了纳西学的坚实基础。

　　方国瑜出生在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家庭，自幼受到纳西文化的熏陶，在长达50年的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中，他开拓了纳西族历史、语言学科方面的研究领域，奠定了纳西学的坚实基础。

　　1932年夏，方国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的时候，所长刘半农曾以法国学者巴克写的《麽些研究》一书为例，鼓励方国瑜回家乡进行纳西象形文字研究。1933年秋，方国瑜回到丽江，进行东巴文化的调查研究，同时编录象形字和标音字卡片，逐字标记音义，找东巴校核，历时五个月写成《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并于1935年7月成书，由章太炎作序。《纳西象形文字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章太炎、董作宾、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等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关注。此书不仅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象形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同时对东巴象形文字的形成、特点、词汇、语法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学科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标志着纳西文化研究已经从单一的猎奇式的记载介绍转入学科研究阶段。方国瑜认为，象形文字主要保存在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里，要从文字、语言、文学、宗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同时比较甲骨文、金文，下苦功夫探索造字共同规律，庶几可获得更大成就。”

　　1944年，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期的《麽些民族考》是方国瑜有关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纳西族史学家郭大烈认为此文“是奠基性著作，该文从称谓、远古历史、分布、民族关系、政治组织、民俗、汉文化影响等七个方面勾画了纳西族的来龙去脉，为以后从事纳西族研究的学者所推崇”。这篇论文一共分为“麽些之名称”、“麽些民族远古之推测”、“麽些所居之地”、”麽些与吐蕃、南诏之关系”、“麽些之政治组织”、“麽些之风俗”、“麽些之汉化”和“参考书目”八个方面（“麽些”，汉文献中对纳西族的他称），对纳西族的历史文化作了深入全面的考证和论述。他的“纳西族源于《后汉书》所记南徙羌人的一支——旄牛羌”的著名观点，把前人的“纳西族源于古羌”的推测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对历史上的纳西族族称、分布区域的变迁及内在逻辑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这些学术观点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广泛影响。论文的“参考书目”列举了所引用的史书文献共111种，搜寻、整理如此庞杂的历史文献资料，继而对此进行科学、缜密的辨析、归纳，显示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时也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宝贵的指导参考书，不异于一部纳西族历史研究的学术目录书。

　　2 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文献资料与实际调查结合，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纳西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方国瑜的历史整体观，严谨求实、缜密深邃、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史学与民族学结合，文献资料与实际调查结合，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不慕名利、刻苦钻研的治学态度，学术人格都对纳西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方国瑜的历史观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二是一直坚持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即中国自古以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既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也反对以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错误观点。1963年，方国瑜发表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系统论述了自己在中华民族发展观方面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秦、汉以来，中国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并与其他各民族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对各族进行统治，“并不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是决定于汉族与各族人民联结为一个整体”。这一观点是方国瑜在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早在1938年，方国瑜参加编纂《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时，提出“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的观点。这种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具体双方面辩证结合的思想在《麽些民族考》中就有萌芽，他把纳西族的历史置放于中国历史大舞台的变化互动中来研究分析。“自唐初麽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冲突与融合亦可想象得之。今日麽些之文化，受西川传人汉文化之影响甚大，而南诏吐蕃之文化亦当有影响，又麽些之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之麽些也）。”

　　方国瑜继承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范式，即把民族学研究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同时重视对历史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即以历史文献来印证实地调查资料，以实地考察资料来检验历史文献记载。学科的交叉也是方国瑜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学的语言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纳西族的历史语言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编写《纳西象形文字谱》时，与周汝诚、杨品超等纳西族学者一起在丽江的玉龙雪山、丽江古城、坝区及金沙江边的石鼓、桥头、鲁甸、巨甸沿金沙江流域进行了实地详考，向和士贵、和宗道等著名东巴学习纳西象形文字，请他们协助校订文稿。他们还在上桥头发现了明代万历四十七年（1619）哥巴文、汉文和藏文的对照石刻，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哥巴文实物。在丽江考察期间，方国瑜还对丽江方音、古迹、文物进行了考察，写了《方音声韵》、《奇文摩崖》、《石鼓碑记》、《麽些名号》等杂记，集成《丽江访古杂识》一书稿。

　　在方国瑜等先学的开拓之下，不单是昔日荒寂的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渐呈显学之势，原来默默无闻的纳西学也呈现出薪火相传、百花齐放之气象。众多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纳西学成果迭出，展现出纳西学所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及广阔的前景。

　　3 他不遗余力地培养纳西学人才，同时致力于纳西文化的对外交流。

　　为了使纳西文化研究得到健康持续发展，方国瑜不遗余力地培养、团结、指导了一大批后学，为纳西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就培养人才而言，直接师承方国瑜的何耀华、林超民、木芹、傅于尧、和志武等学者对纳西学的贡献有目共睹，间接受其指导及影响的有郭大烈、杨福泉、和钟华、白庚胜、和少英、杨世光、余嘉华、周汝诚等学者，都为纳西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

　　在纳西学的研究群体中，纳西族学者是雄厚的学术力量。方国瑜晚年参与了东巴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和指导《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等工作，对新一代纳西族学者的成长影响相当深远。学者在论及20世纪前半期纳西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特色时，认为纳西族学者具有本族语言文化的优势，有的还能识读东巴经，他们在纳西历史、东巴象形文、宗教艺术和神话传说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绩。这支纳西族学术队伍的带头人便是被西方学者誉为“纳西语言历史之父”的方国瑜。

　　方国瑜不仅在国内介绍纳西族历史文化，也致力于纳西文化的对外交流。1982年2月13日，方国瑜在给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信中提到，希望能通过“中美文化交流”的方式把纳西象形文字的研究推向世界，这一建议得到张光直的赞同和支持。至今，从事纳西学研究的国际学者已经达百余人。一个不足30万人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拥有了近千人的研究者，在中国各民族的研究中实属罕见。

　　方国瑜穷其一生专研民族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及自己的努力来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整体性。他为丽江及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做的一切，绝非从一地一族的利益出发，而是置放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大局下进行，体现了一位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崇高的爱国品质。

　　如今，纳西族历史文化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的奇葩。方国瑜离世已多年，其所开拓的纳西学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足以告慰其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