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德蒞既不是第一位把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拉丁文的耶稣会士,也不是第一个编纂词典和文法书的传教士。比如,罗明坚曾译《大学》,金尼阁曾于1626年将《诗经》译成拉丁文,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殷铎泽《中庸》译文的1669年广州刻本。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经典拉丁译文集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阐述的中国知识》(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Scientia sinensis latineexposita)。孙璋的拉丁文《诗经》于1830年出版,对后世欧洲的《诗经》翻译影响显著。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以及雅、俗文化的熟谙程度令人侧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用拉丁文理解、阐释、传播中国语言文化。在拉丁文与中文互译、转译的过程中,译者在不断对比两种语言中的表述和概念,并不断地在选取适当的对应词。这其实是一个中西古代文化交汇与协商的过程。在他们的拉丁文译文中,不难看到西方古典作家行文的影子。 

　　就汉拉或拉汉字典而言,叶尊孝(1648-1704)《字汇腊丁略解(汉字西译)》的19世纪刻本和钞本至今仍存留多部。这本《字汇》也是拿破仑亲自过问的《汉字西译》汉法拉词典的素材。拿破仑三世时代的《西语译汉入门》(巴黎,1869)为拉丁语、法语、汉语对照,这本逾千页的词典不但包括字汇,另有大量附录,包括地名、帝王表、中国音乐选曲的五线谱等,不啻为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地理、音乐、历史、自然史等等的百科全书。 

　　然而晁德蒞和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影响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通过马氏兄弟长期而丰富的文教活动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语法发展等等。晁德蒞1852年成为徐汇公学(Collège Saint Ignace)校长。马相伯在徐汇公学读书期间,颇得晁德蒞赏识,后近半个世纪与之亦师亦友。1862年,马相伯正式加入耶稣会,在1867年的江南和直隶耶稣会名录上名列第542位,利玛窦列首位。他接受过拉丁文的系统教育,深得西方修辞之精髓,被认为是中国的西塞罗。马相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下面还会再谈。其弟马建忠亦颇有思想。1894年,马建忠向清廷递交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中,一再强调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重要性:“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加深知“外洋”,“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集教育、培训与翻译于一身。书院条目的第二条为“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辣丁希腊语言。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循循善诱者为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此番建议深得梁启超共鸣,而梁本人也曾随马氏兄弟学习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