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东京大学教授成为国家意志代言人，并形成“官学派”不同，日本战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还活跃着所谓的“私学派”，即并不是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团体，而是一些学者没有官学的背景、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和“官学派”形成鲜明对照，被后人这样称呼的。其著名的代表是松元文三郎和远藤隆吉，内田周平也可说是“私学派”人物。

　　1898年出版的松元文三郎的讲义《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的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部著作都是通史，完整、系统地描述了中国思想的变迁，并且都是模仿西方哲学史的路子来写作，这种模仿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对哲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分期。如远藤隆吉同样采取三分法，把古代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世哲学”，这与西方人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的套路接轨，使哲学史的分期与社会史的分期对应起来，为哲学找出相应的社会背景。其次，以分析和推理的逻辑方法，为中国哲学找出思想源头和推移路线，构建出贯通和有序的思想发展途径。再次，进一步扩大对于西学概念、框架的借用，将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观、宗教观、伦理说等等，直接移植到中国思想的分析上。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建构，背后贯穿着实证主义的理性精神，对研究对象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立场更为强烈。后来出版的远藤隆吉《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山路爱三《支那思想史》（1906年末1907年初），都具有类似的特征。他们打破了按照古代中国经、史、子、集学术分类讨论中国学术与思想的传统，指出不应当把历史叙述变成“孔、孟、老、庄、杨、墨等学说传记”，也不应当把哲学史等同于儒家的历史。

　　今天看来，松元文三郎和远藤隆吉等“私学派”的中国哲学史建构，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简单对应、机械模仿，不乏幼稚之处。但相对内田周平那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中国哲学史》，的确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框架。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私学派”也比“官学派”严肃认真得多。当服部宇之吉提倡“孔子教”时，远藤隆吉针锋相对地提出“孔子是中国人”，这看上去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话，但在当时，实际上是在反对服部宇之吉等人把孔子当作“皇国护教”的工具，是以理性的精神对抗宗教式的迷狂。

　　井上哲次郎被任命为大东文化大学校长时，他在课程设置等事务上一味西化的做法，遭到内田周平等汉学家的强烈抵制，这些汉学家多来自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因此他们也被称为“私学派”。但这些“私学派”与松元文三郎和远藤隆吉等人不同，后者是以西学理性的精神对抗“官学派”随意向政治献媚的态度，而内田周平等汉学家“私学派”则坚持汉学独有的为学方式和教学方式，反对随意阉割中国与日本的古典。不论是哪种立场的“私学派”，虽然都有他们的局限，但与“官学派”相比，他们获得了后人更多的尊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