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正如“打孔家店”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

　　1916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该文对孔子的态度有贬有褒,开“批孔”的先例。由于提倡“尊孔”者大都与北洋政权相互倚重,更何况袁世凯也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文章,因此,《新青年》同人对“中庸”的批判方式并不满足,于是迅速将“平议”转为“打孔”。

　　《新青年》“打孔”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胡适在1921年6月16日所写的《<吴虞文录>序》中也只是明确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并非“打倒孔家店”。而这位被认为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作为《新青年》的主将,写有《吃人与礼教》、《说孝》、《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文章,的确对旧礼教和儒家学说构成了犀利的批判,但也从未有过“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1919年11月1日,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认为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因此呼吁:“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其中“革新”的意味远比“除旧”要更加浓厚。

　　如今,“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更为人所知,但事实上,“打倒孔家店”是从“打孔家店”以讹传讹得来。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曾有这样的表述:“吴虞——这位曾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双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却是最无忌惮地、最勇敢地戳穿了孔教多方面所掩藏的历史污秽。”“只手”变为了“双手”,“打孔家店”变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以讹传讹并非陈伯达一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何干等人也有过此类错误引用。这种错误虽已无法判断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但其结果是肯定的,即“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思想变为了后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以说,这是后人在为“五四”时期与传统儒学思想的“割裂”寻找源头。但无论是胡适,还是《新青年》同人,都从未与传统文化真正“割裂”。

　　“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打孔家店”更多的是批评传统,而“打倒孔家店”则是全盘否定传统。此时的《新青年》同人正在努力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寻找一种价值范式。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社会怎样发展,国家如何久立,个人如何自处,都是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反传统的,不如说其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正如“打孔家店”的提出者胡适所表示的,他只是要把这店里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而不是把这座千年老店“打倒”和捣毁。后来,胡适更是明确表示:“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