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承载了几代国人探索中国道路的使命。

　　高瑞泉:探寻现代中国道路

　　严复属于毛泽东说的“中国共产党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今年是他诞辰160周年,恰逢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界有一个共识:甲午战争是中国思想史的分界点,此后十年期间,中国思想史进入了现代。而这十年恰恰也是严复在思想创造上最活跃的十年,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思想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严复视为开启现代思想史的人物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史承载了几代国人探索中国道路的使命。严复的心路历程体现了,思想的探究与社会史的进程有着非常密切又相当复杂的关系。

　　语境及其问题:甲午战争后的裂变与思考

　　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并不仅仅因为“天朝大国”一战而败于“弹丸小国”日本,也因为它使得儒家精英集团分裂了。在甲午以前,儒家意识形态共同体已经存在着裂隙,但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中中仍能维持大体。甲午战争到戊戌政变短短几年,儒家作为精英集团分裂成不同的思想派别。我们通常把谭嗣同看成激进主义的代表,把张之洞视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而把严复和梁启超看成自由主义的代表。甲午战争以后,严复以《原强》等一系列犀利的时论成为思想界的新星,接着又以《天演论》等严译名著博得了巨大的名声。从正统体制而言,严复并非正途出身,是个边缘性人物,没有在科举制度中获得成功,为什么会成为思想史中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回答了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

　　这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救亡”。1894年以后,严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讨论“救亡”和“富强”,救亡必须富强,于是两者构成了互相补充的关系;当他讲富强的时候,其实就包含了如何才能富强、要什么样的富强,以及富强是为了什么。因此,以往我们比较强调严复在历史观上的贡献,其实,他的思考也已经进入到社会哲学领域,涉及到现代社会的两个主题——动力和秩序。

　　现代社会是一个动力性的社会,必须要增长、要发展;如果不增长,这个社会就有问题,所以动力是现代社会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社会不能光服从动力学的支配,还必须有秩序,社会是人群的生活,人群的生活必须有秩序,幸福要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上,社会没有秩序我们一定不能幸福。动力和秩序看上去有点矛盾,因为变动常常要打破原来的秩序,要改革;但另一方面,变动和改革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达到一个理想的秩序,这是社会哲学的两个焦点。

　　严复同时思考这两个问题。当儒家知识精英的共识分裂之时,严复通过其译作和论著,实际上在“动力”问题上提供了新的共识,这是一个进步论的框架:中国社会需要进步,而这个进步是通过竞争和合作的辩证关系来达到的。在秩序方面,他认为富强必须“标本并治”,一方面权力集中,成为有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追求富强的过程本身还有启蒙的意义:富强最后是为了利民,让老百姓能自利,而自利要从自由开始,自由要从自治开始,通过自治达到自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既有了根本的保证,其意义也蕴含其中。而启蒙本身也有一个秩序: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它规定了“新民”的人格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