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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挑战与创新
2020年02月11日 16:10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3期 作者:李宁/王芳 字号
关键词:共生理论/农村环境治理/现实挑战/路径选择

内容摘要: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具有主体多元、交互作用、共同治理、互惠共生优势的共生型治理无疑是农村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共生理论/农村环境治理/现实挑战/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环境治理成为影响其战略进程推进的关键,也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诱发环境治理结构转向,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弱化治理共生水平以及治理界面不优触发环境治理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对农村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具有主体多元、交互作用、共同治理、互惠共生优势的共生型治理无疑是农村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构建此模式,需要着重从营造正向共生环境,构筑多元治理结构;释放互惠共生动力,强化协同交互功能;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造共生治理界面三方面综合施策。

  关 键 词:共生理论/农村环境治理/现实挑战/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李宁,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王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7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超大城市社区环境治理创新实践研究”(编号:2017BSH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都市社区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及实现路径研究”(编号:18YJA840010)。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首次提出“农村现代化”的乡村发展目标,并将“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塞缪尔·P.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与农村现代化相伴随的是城市污染“上山下乡”与垃圾围村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由此引发的环境矛盾冲突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严重制约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十九大报告强调环境治理需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现阶段,鉴于农村环境治理主体间缺乏协同合作,陷入无法优势互补的窘境,可从共生理论视角下探究治理主体间权责关系,通过互惠共生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形成合力,实现农村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反思

  农村环境治理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关键环节之一,它不仅关乎乡村社会的生存发展,而且更是国家实现生态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有效保障。农村环境治理是指公共机构与私人部门在对农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秉承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的原则,通过采取必要的参与行动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维护,实现农村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乡村社会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使得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使其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与此同时,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治理背景为切入点的宏观阐释。其研究起点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困境。范和生、唐惠敏等学者指出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城乡政策的不合理、环境权益的不均衡与环境法规的非正义导致农村环境治理被排斥在城市环境治理体系之外,由此引发环境治理标准降低,城市污染“上山下乡”,农村环境恶化加剧等治理困境。①乐波指出农村环境友好型制度的缺失致使农村地区遭受来自城市、国外及其自身发展的三重环境压力,农村环境治理难度日益加剧。②

  第二,以治理模式为切入点的中层观察。其研究出发点主要是政府主导模式难以规避农村环境治理的复杂性。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强调生态环境存在外部性,受制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公众所做出的环境治理决策会制约环境治理绩效,需要借助政策法规来矫正个体行为,在此模式下,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徐瑾等学者指出,环境资源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奠定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与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农村环境监管法律责任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善治的关键。③黄海峰等学者强调,政府建立完善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对于解决农村环境损害赔偿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而在农村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不可或缺。④吴惟予、肖萍则主张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引入契约关系,构建以环境自治契约为核心的农村环境契约管理体系,明晰农村环境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将农村环境法律法规充分融入进契约管理体系中,有效化解农村环境治理无序化困局。⑤

  第三,以治理政策为切入点的微观解读。其研究着眼点在于借助多元主体探寻环境治理良策摆脱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决策演进轨迹表明环境治理危机的显现是政策目标指向下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学界对环境治理政策的研究集中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与问责机制之上。闵继胜指出如果环境治理政策目标不能有所调整,农村环境保护责任制与问责机制对农村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势必大打折扣。⑥任晓冬、高新才认为环境政策执行实施过程中,国家更为关注环保执法体系的建设与执法能力的提升。虽然治污标准体系与环境治理规范已做详细制定,执行手段的缺失使得农村环境治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当借助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塑造自主治理,在整合农村各方环境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环境福利最大化,促进农村多元主体积极关注并融入生态环境治理中。⑦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农村环境治理现状、环境治理失灵与制度困境方面,侧重从治理方式、模式与法律制度等宏观层面展开对环境治理成效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反映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凸显环境治理中政府主导作用,缺乏对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共生研究。农村环境治理在实践中仍存在治理主体力量分散、治理主体关系网络“碎片化”等亟待破解的治理困境。在此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如何构建科学高效的协商互动机制,找寻治理主体目标的共同点与一致性,破解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边界隔阂困境,迫切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探寻,源于生物学的共生理论恰恰为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农村环境治理资源要素相对于城市而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灵活性,农村环境场域、治理主体构成以及权属等方面的特殊性要求在农村环境治理制度设计时应予以独立考量。农村环境治理作为共生系统,治理主体间存在协同共生关系。文章着重以共生理论中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等三要素为出发点,分析其彼此相互作用演绎的农村环境治理发展轨迹。在共生理论指导下,农村环境治理主体演化遵循互惠共生的基本原则,在复杂性、异质性中找寻平衡。

  二、共生理论:农村环境治理研究新视角

  1.共生理论的理论阐释

  “共生”概念最早源于生物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生物实验中根据实验反馈现象总结而成,以此形容两种生物之间的关系。此后,Scott、戴维斯等生物学家不断深化对共生概念的理解,“互惠”逐渐成为共生概念中的关键词,从而将宽泛概念明细化。伴随人类社会迈入“多元共生”时代,“共生”概念已超越生物学领域拓展到社会科学范畴之内,合作、互利、互补、和谐成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研究表明,“共生”可被理解为“不同种属基于利害关联性结成协作关系并维持自我完成的均衡”。根据相关研究,学界对共生理论的理论阐释着重从以下五个命题展开。

  第一,共生系统是相互联系的社会主体的有机融合。共生系统是社会多元主体由内在有机联系结成,具有自组织特性,存在着互惠共生、协同演化的逻辑集合。共生系统中主体的有机结合受制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等三个基本要素,从而奠定共生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路径,形成共生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共生环境状态及其变化诱发共生系统演化。共生环境对共生系统或共生单元会产生正向激励、中性型、负向抑制等不同影响,并且伴随共生环境而呈现动态变化。正向环境有助于共生关系的演进升级,反之,逆向环境对共生关系及其活动的培育发展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共生系统与其治理环境的对称性组合相对于非对称性组合而言稳定性更强”,决定着共生单元间彼此的动态关系与结合方式的差异。

  第三,共生单元是多元主体的有机构成体系。基于社会团结理论的视角分析,共生理论强调环境治理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多元性、系统性与组合性,换言之,共生系统至少由两个以上彼此间具有某种物质关联性或能量关联性的共生体融合构成。共生单元在环境治理互动过程中协同合作,弥补彼此功能上的缺陷或不足,实现相互激励与相互适应。与此同时,共生单元间的伙伴关系是在相互识别、彼此认知和互动互融的循序渐进中得以确立,绝非一蹴而就。

  第四,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塑造共生关系相互作用的依托载体。“作为共生单元能量交换的通道,共生界面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共生系统中,共生界面对共生单元间物质能量传导交换起着决定作用,从而确保共生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共生界面对外部环境的诱导机制发挥“过滤”功能,实现正负诱导力的调和与修正。

  第五,互惠共生模式是共生模式的理想形态。以系统演化的角度看,互惠共生强调共生单元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协同合作以及借助彼此间的激励确保处于相互依赖与获利状态。互惠共生的主要特征是共生单元间分工明确清晰、共生界面确保资源分配的对称性保障“共生单元具有同等发展进化机会,共生系统塑造了多边互动与交流反馈机制,实现对共生环境变化需求的有效回应”。

  2.共生理论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优越性分析

  就发展机理而言,具有开放性与网络化特质的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是主体、环境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与共生理论的理论阐释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朝着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演进,恰恰与环境治理共生系统互惠共生的进化方向相同。基于共生理论的理论分析,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是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和共生界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互惠共生是其最终的演进目标。

  (1)共生环境:支撑农村环境治理结构的资源保障。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为实现互惠共生,协同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资金与技术支撑以及人才培养等因素的总和。在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等外部政策环境的诱导下,市场与社会从国家主导的管控格局中剥离,催生出多元主体治理生态,“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信任、互惠和制衡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制定出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为环保组织、乡镇企业与村民个体实现“广泛实质的平等参与环境立法、决策、执法、司法等与其环境权益相关的一切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同时,政策鼓励吸纳环保组织、金融机构与企业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则可以发挥其“充沛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专业人员等各自专业优势,为有效弥补公共部门资金缺乏、专业局限、管理落后等劣势提供了‘资源整合’平台”。尽管治理各方凭借各自优势参与环境治理,参与的途径与模式各不相同,正是各方优势的互补与联合才能促使治理主体间保持平衡与补充,共同构成了农村环境治理的多主体结构。

  (2)共生单元:夯实农村环境治理联动的动力保障。共生单元是塑造共生体的重要动力来源,共生单元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与特征促使其在共生环境中形成共生关系。根据共生理论可知,共生系统是由相互紧密联系的多元主体构成的具有自组织特性,共同生存发展、协同演化的逻辑集合。共生理论强调系统发展演化的动力植根于系统内部各主体的相互作用,各要素之间、环境之间长期反复的交互适应构成系统发展的动力根源。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作为复杂多变的共生系统,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与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在特定区域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彼此相互独立又紧密依赖。依靠多种行为主体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与合作,治理主体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信息、技术与人才的交换与流动。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不是治理主体的简单机械组合,治理主体间互补与合作优势占据主导时,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会产生“1+1>2”的系统效应。反之,环境治理主体间排斥性与竞争性处于强化状态时,势必引发“1+1<2”的能量损耗。

  (3)共生界面:稳定农村环境治理网络的制度保障。共生界面是决策、组织、管理与监督等各种制度与机制的“介质”集合体,发挥着共生单元之间物资交换、信息传输与能量传导的媒介功能。农村环境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明确并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各自优势领域与作用空间,通过治理界面达成公私部门资源优势互补与协同共治。首先,明确政府在治理目标、政策框架、制度规则与协商合作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政府权威。其次,赋予村民环境治理实质性参与权利进而夯实其环境治理主体性地位。最后,政府、企业、环保组织与村民应秉持协商合作、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原则塑造包容互助的立体化伙伴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治理系统中,农村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各主体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极易引发机会主义倾向。治理界面恰恰能够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构建和保障主体价值、权责设计与利益平衡的治理机制,借助治理主体间的交互作用与资源整合发挥其特有的治理功能优势。治理界面从引导面、规范面、监督面和救济面等就风险分担、权责分配及纠纷化解予以法律规范和救济保障,对各主体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促进治理主体间协商对话、互动合作、收益分配和风险公平分担。

作者简介

姓名:李宁/王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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