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司美茵女士回应说，大英博物馆的策展过程一般需要五年，以确保每个展览面向公众的品质及影响力。一席话，顿时让我有某种“窒息”感。在埋怨她们效率低、办事“慢”的同时，我也开始了有关“快”的自省。

　　2013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我随中国建筑遗产考察团一行到大英博物馆拜访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友好交流令大家视野开阔，没有了陌生感。当听她讲到大英博物馆正与故宫博物院商议，计划于2014年9月推出新展时，我立即表示可否借此机会合办一个“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展”？司美茵女士回应说，大英博物馆的策展过程一般需要五年，以确保每个展览面向公众的品质及影响力。一席话，顿时让我有某种“窒息”感。在埋怨她们效率低、办事“慢”的同时，我也开始了有关“快”的自省。　　

　　中国人办事“快”，表面光鲜，但细究起来，却暗藏了粗糙，甚至危险。而反对超速发展的“快”行为，却并非在追求“少、慢、差、废”。1999年，世界第一届“慢城市”大会在意大利奥维亚托召开。其倡导者看上去是怀旧的，却同样不失敏锐地尝试一切提高生活品质的新技术。在“慢城”的一系列标准中，慢城必须确保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城市个性，试图重构起都市生活的草根运动。这无疑是一种更好的城市治理的新哲学和新方略，让人想象空间巨大。　　

　　由“慢城”对快的质疑，至少可以看到：慢，是我们寻求发展的绝好思路及方式。从大处着眼，“快”不是当下全球应有的城市精神；“快”对人们喜爱的旅游文化也不利，因为它违背了旅游的缓行、静赏、参与、乐购、养生、感悟等本质；“快”对保证工程质量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都强调必要的劳动时间与建设周期，一味求快难免后患无穷；“快”有时会有悖于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塑造，急切地要变化只能大拆大建、拆古建假；“快”对防灾减灾救灾是必须坚持的第一指标，但对灾后重建如果也倡导“快”，必然做不到认真分析研究，势必缺乏周密细节考量，必然会导致灾害事件的重演。　　

　　由“慢”行为的思考，让我们想到许多新的契机与起点。我们要重新审视快速搭建的各种城市“地标”及所有快速灌输的育人模式；要重新思索转瞬即逝的生活，以及不得不面对的当代人的异化命运；要重新度量当代文化语境中取消深度、快速拼贴的快餐式文化创作，如此等等。　　

　　我相信：“慢”是对生活的一种人性回归，它留给我们的思考维度是，要重新评判并决断那些浮躁的生活、文化乃至决策，不论对艺术还是工程，不论是对方法还是观念，“慢点走”，或许才能欣赏到最好的风景。　　

　　（作者系《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