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是一种文化软实力，起到了铸塑道德人格、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道德失范是自古而来的专制体制“本性”所致，中华礼制难辞其咎，必须脱胎换骨；也有人认为，礼仪缺失与道德失范是遭遇西方文化渗透的结果。这两种倾向都反映出对中华礼制特性与价值认识不清，对民族文化传承自信心不足。传统的中华礼制有无价值？能否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需要我们从学理层面仔细分析中华礼制的主要特性，才能作出肯定回答。

　　中华礼制的历史传承性

　　中华礼制是中华先民世代相传、处世立道的重要准则与精神升华的结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交往与联系的前提便是规范各自的行为。《礼记·曲礼上》开篇即言“毋不敬”，强调双方交往首先要恪守尊敬对方这一基本准则。中华各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逐渐明白并认同这一准则，从而服膺中华礼制，达到了诸族和融、共同发展的目的。“和为贵”是用血写成的历史座右铭。当然，中华礼制还有“礼，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改革原则。《宋书·礼志》说：“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强调礼制应该采取适宜时代变迁的改革，才能使它传承下去。汉高祖建国，对传统礼制不感兴趣，而叔孙通认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于是“采古礼与秦仪”，制定出汉礼，最终使高祖服膺礼制。历史传承性证实了中华礼制是一种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并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礼制的民族认同性

　　魏晋南北朝和元、清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尽管他们在某一时段内采取过不利于民族和解的政策，但最终回归中华一体，实行民族和解，采纳中华礼制，促进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建都盛乐之时，便仿照汉族政权实行西郊祭天仪式、改朔颁历，宣示政权的合法性。到孝文帝时起用南方汉族士人王肃、刘芳等人改革礼制。元朝、清朝都实行过民族高压政策，但最终改道易辙，采纳中华礼制，从而与被统治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在礼制的规范下实现和解。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充分证实，采纳中华礼制是实现民族和解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