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黑人聚居区到上海高级住宅区，从西安城中村到重庆周边农村，近年来都活跃着中国社会地理学学者的身影。他们穿梭于研究对象中间，深入访谈、收集数据，从社会空间的角度认识中国，分析问题。

　　随着地理学社会化与人文化趋向日益显著，作为人文地理学重要分支的社会地理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地理学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张小林介绍说，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西方地理学界开始重视社会群体研究，着眼于不同社会集团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人地关系学派，这是第一个发展阶段。二战后，随着西方社会转型，产生了地理学社会化思潮，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如贫民窟、种族隔离等，这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后，社会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思潮，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被运用到社会地理学研究，该学科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这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地理学的发展仍处于第二阶段。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述林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社会地理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学科，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问题导向性，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拓宽了社会地理学的发展方向；二是应用倾向性，目前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偏向于对已出现社会问题的解决，强调实际应用性；三是地方指向性，社会地理学更注重对具体地区的现实生活进行深入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不断加快，社会问题逐渐增多，这成为中国社会地理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表示，与西方社会地理学相似，弱势群体也是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嵌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农民工、因经济重构及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失业者、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都是该学科学者的观察对象。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对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进行深入调查，他告诉记者，目前学界针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较多，而对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族裔聚居区作为社会空间，尤其是居住分异研究的核心对象应该受到更多关注。此外，张小林认为，我国社会地理学界对与城市相关的社会地理问题研究较多，而对农村的关注则相对匮乏，应着重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空间的重构问题。

　　关于社会地理学的未来发展，张述林提出，要增强研究的多样性。目前的研究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且研究领域与范围欠均衡。因此，应扩展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广度，挖掘现象发生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内在机制，并提出解决方法和有效对策。

　　同时，要结合中国实情进行多角度分析。集合各区域的实际情况，从时空的角度对社会分异的内在规律和机制进行研究。这方面，可选择具有普遍特征的区域进行长期跟踪，建立数据库，分析社会各要素的时空演化规律和机制。

　　在研究方向上，未来应继续探索和完善社会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加强理论创新，尝试不同研究方法，不断拓宽研究手段。只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更有效地将社会地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发展实际，并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