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作为美籍华裔作家，尽管严歌苓以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大陆拥有大量粉丝，但从小说艺术上来说，她以往创作中存在着同质化的倾向，即通俗文学的常见创作套路———用固定的艺术程式装不同的故事内容。这未必是缺点，但严歌苓毕竟是个有追求的作家。她在刊发于最新一期《花城》杂志的新作《上海舞男》　中，从形式与内容上都有新的探索，表面上来看显而易见地起了变化，也显示出她试图更上层楼的努力。不过，拨开一层层诗学上的包装，我们不得不指出她已经形成的风格确非朝夕可改，甚至一不小心便会弄巧成拙。

　　一部小说两段传奇的失衡

　　严歌苓既能把故事情节编织得紧凑和精巧，又能对细节的描写有一定的耐心，尤其是在身体描写和性描写上，严歌苓既没有遮遮掩掩，又没有粗鄙不堪，而是用修辞的力量给读者打开想象空间，在这部小说中她部分地延续了这方面的优长。但是，由于她此次要同时驾驭两个故事，还动用了复杂的叙事技巧，因此两个故事无论从实际篇幅上，还是从审美效果上来看都显得很不平衡。

　　严歌苓写“非正常”的男女关系总是能写出动人之处，因为这种不同于大多数男女恋爱，甚至游离于法律许可边界的故事往往僭越了世俗的道德观和日常化的爱情生活，而保有一定的传奇性。实际上，小说要呈现一个飞扬与安稳相生的世界，考验一个作家艺术功力的不仅仅是怎么讲那些飞扬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否写出人生中存在着的比传奇更稳固的内容。外在的故事情节无论如何变化，但人的本质中某些永恒的底色不会褪色，严歌苓在写《陆犯焉识》的时候也许某种程度上触碰到了这些，但她这部新作反而是将传奇作为底色。小说中，“故事一”讲的是民国诗人石乃瑛和舞女的乱世情缘，最终恶霸富商破坏了才子佳人，诗人惨死上海滩，这种几十年来反复演绎的上海滩传奇在这部小说中不仅篇幅有限而且缺乏新意。而“故事二”则把当代上海人混乱的感情生活的可能性被想象和装饰得淋漓尽致，“霸道总裁”和“圣母叠加”的张蓓蓓爱上了底层舞男杨东，杨东却和打工妹出轨、生子。尽管这个故事也并不新奇，但严歌苓在这段故事中投入了更多的细节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这也同时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平衡，越到小说后半部分体现得越明显。而相比于这个故事的“奇”，小说中诸多人生观的直接表述也许显得更“奇”，如“女人靠自己致富？残了一半”。因为“女人最终归于有钞票的男人”。但“在她们上空床的时候，男人们面前的小妖精走马灯似的一直旋转”，于是结论是“管他男人女人，只要有钞票。这个世界一向就这点出息”。

　　此外，严歌苓也试图通过透视当下社会问题展现她的“思想”深度，因此小说始终在一种阶级差序中展开人与人相处的张力。为了小说的故事性，作者笔下张蓓蓓这个管着几十个大律师的法学博士，可以容忍男友带回小三的孩子给自己养并视如己出，可以到成都乡下千里寻“夫”，可以手握亲子鉴定结果很长时间不摊牌，可以始终保持冷静而没有歇斯底里，却意外地在全书最关键的情节处对小三进行涉嫌违法甚至犯罪的裸体搜身和人格侮辱，因为作者要让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分手，就只能让张蓓蓓这次离奇的举动被解释为：“不知道那次对丰小勉私下抄身是最后一根稻草，压翻了杨东心里的天平。”这样一来，也把通过丰小勉这个“跟上海盘根错节的底层错节盘根的女子”所代表的“一个庞大的生气勃勃的排污纳垢系统”和“一掷千金作威作福”的“讲英文讲国文的黄面孔”之间的“阶级对立”打造成为小说的看点之一，于是小说成了有着两大阶层深刻隐喻的故事：“大上海把所有的欺负凌辱集中在张蓓蓓和杨东身上，由他们俩对丰小勉具体执行。”但严歌苓没有意识到展开这种思想演绎需要有逻辑的情节支撑和人物内在性格的塑造，而不仅仅是把两个情节和情感容量都失衡的故事叠加在一起，并在需要的时候任意编织情节。

　　但是，这种“传奇”确实会使小说的可读性增加，同时也展示出严歌苓过人的想象力，她本可以打开一个以阅读的即时快感和娱乐消遣为旨归的审美空间，然而《上海舞男》的问题在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想要展现的东西太多。除了走向直面社会问题的严肃文学外，她还动用了复杂的叙述技巧来掩盖通俗小说的传奇性从而造成了明显的艺术矛盾，并减损了小说的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