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如涛，带着回响。它们自极远之处涌入脑海。理念之路往往隐而不见，要想象亦难。“野性”便是这样一种　概念：它自时间深处而来。人们自古便对之有两种互为矛盾的解说。其一，野性需被征服；其二，野性需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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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中，“野性”一词词源隐晦，引得人们争论不休。据词源学解释，“野性”一语标志着独立，标志着摆脱人为干涉。可见，荒野亦可被称作自主之地。荒野之上，通行的是其自身法则，林木生长，生灵跃动，溪涧水流，一系列生态皆受其自身控制。就如“野性”一词的当代定义一般，荒野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乐土。

　　自出现以来，“野性”的基本涵义不曾改变，然而，对于它的价值，可谓众说纷纭。

　　一则，人类文明与农业的发展追求严谨的秩序，而野性则被视为危险的破坏力量。如此而言，野性相当于挥霍与浪费。由于人类无法利用荒土野地，它们必须被摧毁或征服。自古以来，无论东方抑或西方文明，人们敌视荒野之地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1881年，美国作家兼传道士詹姆斯·斯托克便赞颂道：“在普罗大众眼中，我们的身居之所只是一片未被发现的荒野，常人所见，仅仅是碱土平原与遍地齿蒿。然而，真正的文明建设者则看到了熙攘的城市与沙漠中的繁荣工厂。正是他们，凿出了穿山隧道，架起了跨河虹桥，打开了财富宝库！”再比如，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中充斥着名为“蛮灵”的生物。在作者笔下，这种可怕的龙形怪物生活在豺狼出没的森林、深不见底的湖泊、大风侵袭的山崖与险象环生的沼泽之中。贝奥武夫与他的耶阿特族民们需要征服的，就是这些可怕的“蛮灵”。如此，他们才能立足于蛮荒之野，搭起温暖明亮的草庐，传播勇士文化。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野性是一种微妙的模范力量。因此，荒野便是奇迹之境，是自然生灵的丰饶之海。尽管长诗《贝奥武夫》蕴含着征服自然之意，但同一时期，遁隐各地（巴德西岛、罗纳岛、斯凯利格群岛等）的僧侣们却在不断赞颂着自然之丰美。

　　甚至在宗教旅人以前的年岁中，人们对于自然之挚爱便已有迹可循。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山水”便是绝佳例证。山水思想源起公元前五世纪初期，在两千年的历史风尘中经久不衰。陶潜、李白、杜甫、陆羽均是山水思想的实践者，他们放逐自我，云游四方，落户山岭，吟诗作赋，绘写周围的自然世界。与早期基督教僧侣们一样，这些中国文人也试图吟诵大千世界的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山水派艺术家的笔下，常出现“自然”一词，不仅代指荒野，更隐蕴有听之任之，生气勃勃之意。

　　中国的隐士高人云游于百岳千山，在艳阳高照的盛夏，在寒风凌冽的严冬，或是在花雨纷纷的暮春。其笔下，拂晓时分，寒雾流落溪谷；竹林之中，绿光轻盈散落；湖面之上，千只白鹭振翅而起，如同浩荡的暴风雪。他们甚至能够觉察到，冬日天光洒落于雪堆之上，冰冷树枝投下些微的阴影。此情此景，让其感受到“清明之乐”。对这些云游者而言，夜晚则更具有非凡之意：圆月当空，月色清亮，平日里熟悉的世界裹上了银霜，竟变成了一片陌生之地。然而，夜色之美或许也是致命的。据说，爱月诗人李白曾试着水中捞月，结果溺水身亡。人们在欣赏中国山水诗赋或画作时，总能顿生天人合一之感，大约因为这些作品形神合一，由此带上了一抹自然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