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1978年生，现居上海。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系列等。曾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

　　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但家庭情感的底色与家庭生活的细节却往往从一而终。从家庭出发，从根本上掌握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与脾性，任晓雯把握住了这一点，这使得她在书写时具有相当的控制力和深刻性。

　　我们在简单的家庭生活中，在被省略的家庭关系中，寻找着我们可能拥有的家庭定位、身份与情感，在关系式微的时代，渴望着多样而深厚的人际与情感。

　　当我们梳理任晓雯的作品时，常常被她风格的多变所吸引。从2006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她尝试过后现代的、超现实的作品架构，也创作过光怪陆离的都市奇谈，还有平实的、白描的、家长里短的市井故事。她作品的格局时而撑得宏大，时而又缩得细窄，呈现出一派很有野心的样貌，她仿佛不着急确立属于自己的文学标签，而是想尝试更多、突破更多。但我却总在这多变中看到某种统一，甚至是同质，让我不得不重新回头审视她这10年来的创作。

　　“原生家庭”现下已经是个时髦到要过气的概念了。在一阵风风火火的回望原生家庭的全民心理学运动中，每个人的不安、挫折、缺陷与焦虑，似乎都可以一股脑儿地归咎到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中去。这种运动固然粗暴，甚至有些推卸责任，但却实实在在地开始让我们回望和咀嚼以往处在遮蔽状态中的家庭生活细节，并反思每个细节在蝴蝶效应后所产生的最大后果。如果我们以蝴蝶效应的角度来看待任晓雯的作品，就会发现这些作品光怪陆离的表象下一贯的逻辑。在创作中，她始终没有脱离“原生家庭”的范畴，不论这些作品是多么荒诞，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多么壮观，在它们的起点，始终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个被抛弃的个体，以及渴望被承认、被肯定的情感底色。

　　以最新的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为例，这部作品的叙事时间几乎横跨了整个20世纪，其中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节点，但如果我们试图从作品中寻找一种宏大的、史诗的时代叙述，却会发现她对于时代背景的描绘实在是太模糊了，模糊到你会认为她并不在乎。她不将书中人物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折磨归因于时代，甚至害怕自己对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描述太多，会遮蔽了人物本身。任晓雯在后记里这样写道：“但我渐渐看到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我们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被书写的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他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要超越历史的局限与束缚，将苦难与人性作为主要的叙事对象，任晓雯并不是惟一这么做的作家。在新世纪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某种“小人物”传统的复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时代的弄潮儿，对于更多的普罗大众来说，日常生活是更为实在，也是更为重要的，将个人生活从时代中凸显出来，写就所谓的个人史诗，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诸多此类作品。

　　但在任晓雯这里，我看到了更为有趣的东西，在她创作苏北老太宋没用的个人传记时，将家庭作为了一个不变的基点。她将宋没用抛掷在颠沛流离孤苦伶仃的生活里，却从未让她割裂与“家庭”的联系。宋没用未出生时便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她的母亲用尽各种方式想叫她胎死腹中。而她出生便被起名为“没用”，揭示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她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父母的出气筒，是兄姊的戏弄对象，在宋榔头一家逃难时，甚至一度想把宋没用扔下由她自生自灭。但当硝烟四起，药水弄摇摇欲坠的时候，却是宋没用一力支撑起了这个家。她的父亲早已抛弃妻子儿女另筑爱巢，大姐感染瘟疫死去，二姐做了“上海娘姨”，也决然离家而去，哥哥宋大福更是在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之后不知所终。最后反倒是宋没用留在了家里，与母亲相依为命。宋没用几乎是糟糕的“原生家庭”的典型案例，她越是被家人欺侮、忽视，便越是渴望家庭的肯定，与自己在家庭中的“有用”，也越是难以从这家庭中脱离。这种斯德哥尔摩式的心理持续了她的终身，甚至成为了她“善良”的心理基础。她的一生并不顺遂，但她宁可自己过得辛苦，也要让别人看到她的“有用”，而她一次次对自己“有用”的证明，却将她打入更深的生活困境之中。她并非没有过自私的时刻，但她总是一次次地被别人的需求所打动。她不喜欢哥哥宋大福，她也知道他是黏上就甩不掉的无赖，但她还是一次又一次拿出自己不多的财产去接济他，只因为她只剩这一个“亲阿哥”，她为了儿女的婚事将自己的住房越缩越小，忍受亲家的侮辱与嘲弄，只要孙女能看她一次便感到心满意足，她想要许多的孩子，以弥补她幼年时所受疼爱的不足。她甚至将这种渴望移植到了家庭之外的关系上：在药水弄，她将自己最后遮风避雨的草棚让给了虎头一家，在老虎灶，她将巧娘子一家收留，无不反映出她对完整的、热闹的、相亲相爱的家庭生活的羡慕与渴望。而面对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批斗”的倪路得时，宋没用向她讨来祷文，让倪路得在信仰的末路中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实际上都是宋没用本人对“需要”这一关系与情感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