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对军旅文学作品的持续观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引人瞩目的拓展。他认真研读了主要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分析得失，更指出制约他们创作进一步升华的原因：通俗化“转向”导致文学中崇高品质的丧失(《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尴尬与问题》)。同时，他对军旅长篇小说的整体样貌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发表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一、二期的4.6万字长文《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新世纪十年军旅长篇小说研究》，足可见其阅读的深入扎实。同时，傅逸尘还将当代中国军旅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坐标，进行视野更为开阔的比较阅读，力图寻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构架。

　　2015年的军旅文学批评，有一事最值得铭记：在可以说是人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批评事件”。我之所以称其为“事件”，一是因为它的孤立性，依常识判断，这种事情不可能经常发生；二是它的结果有点出乎预料，原本可能是佯装的靶标，引来了真实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意写作教学”活动中，系主任徐贵祥把自己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说《识字班》交给同学们，希望他们毫无顾忌、毫不留情地展开批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年轻学子们以令人瞠目的勇气在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头上动土。结果是，徐贵祥“引火烧身”，收获了篇幅远超过其作品的一组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有的已在《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并全部结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批评所涉及的内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广度，既有勇气更不乏卓异见识。当代军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评“青睐”者几乎没有。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一个作家能不能引起评论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讨论价值的命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她)的写作是否受到尊重的一个标志。写了大量作品但无人问津，或只是借助营销手段获取廉价吹捧，都是非常可悲的。换一个说法，作家享受到批评——无论高度肯定还是严厉批判，应被视为一份殊荣。

　　此批评“事件”启示良多。文学系师生磊落相见，教学相长，推行活泼教学理念是一个方面；涉入文学不深的年轻作者，挑战具有一定影响的军旅作家的权威性，破除对所谓名家、大家的迷信和简单崇拜也是一个方面。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年轻无畏的批评者们在徐贵祥的小说中确实发现并指出了其创作上的许多重要破绽，从文本层面、艺术思想层面、审美理想层面，甚至价值观层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见解，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徐贵祥在当代中国军旅作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徐贵祥创作的优长和缺陷，他笔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正是在大部分军旅作家那里也都普遍存在的。

　　徐贵祥苦心孤诣，意在推动教学实践，成效如何，且当另外评说，但他在文学世界里“以身试法”的勇气，他在面对后生晚辈口无遮拦的批评解剖时的从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疑，这样的一次作品与批评的碰撞，对长期以来军旅文学有写作而无批评的状况的改变，是标志性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丧失了有效的观察，当然，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基本上丧失了。虽然我们看到每年都有评论文章发表，有研究专著出版，但从总体看，无论是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军旅文学的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没有严苛的艺术标准，没有清晰的价值尺度，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依此反观，许多军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积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的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售卖的成功，作品就算彻底完成了。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受状况及社会效应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经解体，至少在军旅文学队伍中我们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次对小说《识字班》的“毁灭性”批评中，虽然暂时未见理论性或方法论意义上的鲜明创新，但众多年轻的批评者们各踞战位，攻其一点，打击可谓精准。徐贵祥以抗战时期一个农村女子识字班几位女性及其丈夫为描写对象的这部小说，写得痛快饱满，一气呵成，甚至忘乎所以，结果留下了太多显而易见的遗憾，而杂志方面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编辑尺度，留下了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即如在读研究生李梦媛所作的解读，《识字班》虽可见徐贵祥“从脸谱化、类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但最终对女主人公傅菊珍这个人物的塑造仍存在着重大缺陷，他没能让这个人物获得成长：“从一个粗浅的农民阶级快速地过渡到一个愿意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大义灭亲的英烈女子”，这样的处理是“唐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