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诗已超过三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说，这个数字真是大得惊人。按古代元会运世的时间尺度来计量，三十年为一世，那么，此时长已属于天文单位了，它甚至超过了织女星发出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总共写了几首诗，但我确实写得很少，而且，能够使自己满足的诗则更少。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句“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怜馨香手中故”，颇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他这首诗究竟是写给谁的没有定论，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欣赏，最感人的诗往往是对不可能之爱的吟咏，在这一点上，李商隐与但丁相似，后者曾写道：“爱，永远不会为被爱的人提供爱的理由……”

　　诗人写诗源于最初的爱是普遍的，对生活，对人，对自然，对语言，就像尘世之爱这种热病，一旦染上便终生难愈。它时而销魂，时而痛苦，时而欲仙欲死，最终，这古老而天真的一族无一例外地也都要与死神相遇（我们没有必要避讳死亡的话题）。叶芝关心他的最后一首诗，因为那是他诗人的生命与尘世的告别；张枣在离世前的病床上依然在写诗，他意识到诗歌这一告别的艺术本身是难以割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告别，都在消逝，并因此而受苦，诗歌安慰着我们的心灵，使之免于时间的伤害，这就是诗歌的神奇之处。人的各种境遇都在召唤着诗歌，一句写出痛苦境遇的诗使得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多么不可思议。我理解的拯救不是免于我们不死，而是出离那些使我们陷入绝望，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境遇，伟大的诗歌所给予心灵的能量是不可穷尽的，在这方面诗与终极事物相一致。

　　我常听到“诗有什么用”的质疑，这就好比问“月亮有什么用”，因为没有它地球照样运行。但一个人如果要到月亮上去而又不想借助航天飞机，此时诗歌帮得上忙。已存在的诗歌是想象力的助推器。对于一个被诗性激发的心灵而言，月亮不再是冷冰冰的荒漠，而是一个可信赖的信使，千百年来人们将最珍贵的情感托付给它，思恋的、乡愁的、怀旧的、悲悼的……于是当我们读到“辛苦最是天上月”，或“薄薄的月色，一封航空信，塞进了门缝”，我们几乎是自动地被带入自古形成的习惯中，正是那词语和心灵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形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传统。我曾说过，成为诗人是天性使然，这里我必须补充说，这种天性是可以培养的。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诗性文化的基因，唯一需要去做的是尽早发现它，换句话说，诗人的职业性不在于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之后能够写分行排列的文字，而在于用文字记录下心灵的每次真实颤动的急迫性。修辞不难，忠实于感受却很难，而将感受适时而准确地传递给他者尤难。

　　诗有什么用？“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已提前为我们做了回答。所谓“观”就是见证，诗有见证历史的功能，诗性正义要求诗人成为见证者，这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甚至将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只需了解一下中外当代诗人中的一些生平事例就不难自己得出结论。见证者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当代文化中盛行的冷漠，所以策兰悲愤地写道：“没有人/出来为这证人/作证”，而当米沃什说出“若不是我，别人/也会来到这里，尝试理解他的时代”时也感到灵魂的凄凉与折磨。我们每个人都目睹了时代的怪现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幸存之眼，如果我们能从本雅明观念中的历史天使那里获得启示，那么我们至少不会将灾难看成狂欢节，也不会加入周围的冷漠。在此，开放心灵，同时开放视听之区，以接纳外部世界，对恢复自由人的完整性而言，已然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从事诗歌这门手艺的人也许永远是少数，但诗歌作为语言的财富却属于全社会，诗歌的精神，语言经过炼金术般提纯而产生的神奇的美，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那么，“诗可以群”在当今即意味着，意识形态与金钱将人区隔，而诗反对任何形式的区隔，诗在本质上是一切破碎事物的黏合剂，它为心灵与心灵的感通和互动提供必要的“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