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与鲍十见面是在10年前的北京。那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帮作家集合到八里庄的鲁院，开始为期半年的文学修炼。报到后的起始日子，大家相互串门认脸。在二楼的一扇门上，贴着一个叫做“鲍玉学”的陌生名字，我有点纳闷地探进房间，一只高大壮实的身子移过来，将一张诚恳的脸搁在我眼前，说：“我是鲍十。”

　　鲍十还叫鲍玉学的时候，当过农民和中专学校教师；成为鲍十之后，便做了文学杂志编辑。2003年，他贯穿南北，从黑龙江蹿到广州驻足。所以此时，他带着典型的东北身躯来到鲁院，表格上的身份已是广东作家。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差，当我以为和一位广东作家待在一起时，他提供的却是东北式的笑声和东北式的酒量。他的笑声很厚，含着一种朴素，容易让人跟着愉快。他的酒量很深，每回喝掉可观的数量后，若别人再劝，还能添上三两杯。

　　几乎不用时间的帮助，我和鲍十便迅速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在那个貌似自由的环境里，一大堆男女作家扎在一块儿，自然少不了一些虚虚实实的“故事”，但我和鲍十都属于安静无“故事”的人。许多个傍晚，我们一起沿着校外马路散步聊天。鲍十平常言语不多，但这时愿意放开嘴巴。我们聊以前的生活，聊各自的儿子；当见到漂亮姑娘在路上走过，对女人的分析也会进入我们的嘴里。当然最躲不开的话题是小说。鲍十喜欢萧红喜欢汪曾祺，还说帕特里克·怀特《人树》的好话。他的文学态度是清晰的：沉到生活底部，守住写作精神，不与世俗为伍。

　　鲍十还有一个躲不开的话题是《纪念》。这部小说因为被张艺谋拍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被抬高身价。这几乎成了标签式的东西，别人介绍他时，总要点明一句：“这是《我的父亲母亲》原著作者。”鲍十肯定为此快活过，但快活了几次以后，便觉出没意思来，仿佛一个歌手常年唱自己的成名曲会觉得无趣一样。后来当旁人提起这部电影时，他会出言打断：“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这是过去的事啦！”我知道，鲍十是个把小说看得比电影大的人，现在电影覆盖了他的小说，而他似乎又借了电影的荣光，这让他有些尴尬也有些不服气。他说：“对我来说，小说才是最重要的。”他又说：“生活太闹了，我们得静下心写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