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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语言治理能力 推进中文国际传播
2022年07月06日 17: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韩晓明 梁宇 字号
2022年07月06日 17: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韩晓明 梁宇
关键词:语言文字工作;中文教学;中文传播

内容摘要:

关键词:语言文字工作;中文教学;中文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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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语言治理能力,是我国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语言治理,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中文国际传播是中国行使国家语言主权、参与全球语言治理、促进全球语言和谐、推动各国文明互鉴及共同发展的具体行动。中文国际传播范畴的语言治理能力应包括资源供给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布局协调能力、成效评估能力。

  一、资源供给能力

  中国是中文的语源国,在中文国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无疑首先是语言资源的供给者。资源不仅包括中文这种语言本身,还包括满足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教育资源、支撑全球中文研究的学术资源。另外,畅通、高效、多样的供给渠道,也是资源供给能力的构成要素。

  教育资源供给主要表现在教材、教师和教学平台建设。近年来我们输送到海外的中文教材数量庞大,中文教师的派出数量持续增长,孔子学院等教育合作平台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教学平台的建设也在快速发展,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较为充足,与国外需求的对接度也在不断提高。

  从学术资源供给来看,中国作为语源国,有责任向世界提供关于中文和中文传播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对于中文国际传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有相应的充分、合理的理论解释;中国应提供符合中文特点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并在全球传播推广应用。目前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供给能力还不足。

  中文国际传播中一些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需要我们在世界上提出说得圆、讲得通、能服人的理论支撑。比如三大基本关系: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史上出现过“语”“文”分别传播的事实,这是汉语独有特点决定的,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汉语教学中“语文并进”“语文分进”“先文后语”“先语后文”等思想,反映了对“语”“文”关系认识的莫衷一是,也反映了指导教学实践的理论建构尚不充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历来是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语言传播可以带动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也可以先于语言传播,两者表现出互为承载的情况。另外,随着一种语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域外变体会越来越多,不同变体具有表现不同文化、表达不同思想、反映不同生活的功能,语言和文化的对应关系应是多维而非单维。这些都需要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撑。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文教育具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内生逻辑也不一样。在新时代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避免隔离发展,推动形成合力,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看,对于中文国际传播来说,我们的理论供给显得滞后,根源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哲学理论体系。

  二、标准制定能力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属性,决定了其国际化与标准化是紧密相连的。语言标准的出台必然经历长期规范化的过程。语言自身的规范化是语言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语言规划的雏形,如秦代有“书同文”政策,汉代曾“正定五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从使用简体字、竖排改横排,到出台汉语拼音方案,在书写标准、读音标准、使用标准等方面不断升级。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重视外国人中文水平标准问题、考试标准问题,加强了中文标准制定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语言能力标准、教学标准、考试标准、教师标准,并不断更新、完善。着眼全球传播,中文标准的制定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需要应对的挑战,是世界范围内华语变体的标准协调问题。

  海外华语是中文的域外变体,是海外华人在住在国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是中文国际传播本土化发展的结果。域外变体的存在给语言标准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球比较视域下考察,中文国际传播的道路非常独特。从传播主体来看,英语传播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群在推动,各国不仅可以独立实施传播,而且可以形成各自的标准向全球推广,比如托福和雅思两大英语考试体系。英语全球变体众多,已形成多标准并存的格局,不同标准既满足了不同需求,彼此又能无障碍沟通。各英语国家也易于形成英语传播合力,推动英语在全球的学习和使用。中文国际传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推动中文国际传播的单一主体。在标准制定上,海外一些华语人口较多的国家,如把华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新加坡、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马来西亚,在语言标准上都没有另起炉灶、自成一家,依然明确表示向中国标准靠拢。因此,中文的域外变体向心力较强,对中国标准的依赖程度较高,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中文标准制定的核心承担者。如何更好地协调制定和协调域内外中文标准,是中国语言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中国应担当的责任。

  三、布局协调能力

  从古代到近代,汉语言文字海外传播长期处于一种无规划状态,虽然也出现过“汉字文化圈”这样语言传播的独特案例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那主要是周边国家主动学习的结果。19世纪产生的西方汉学更多地把汉语言文字传播拘囿在学术圈当中。近代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起则依赖于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中国加强语言传播意识、主动规划中文传播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中文学习者的增多,特别是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建设和发展,中文向全球传播的态势已经形成。为充分整合各方力量,合理分配资源,对接中外发展需求和各国语言需求,中国作为传播主体应着眼全局,切实加强布局协调能力。所谓布局,一是指中文传播机构、合作项目的区域布局,二是指中文教学的种类布局。

  第一类布局主要包含孔子学院的布局、华文学校的布局、来华留学生源地布局。孔子学院是典型的中文传播机构,其全球分布体现了各国各地区的中文传播需求状况和传播状况。孔子学院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初期在发达国家开设较多,目前的发展正在向发展中国家侧重;华文学校在东南亚较为集中,而欧洲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人移民增多,华文学校迅速增长,特点突出,也需要加大支持力度;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源地分布正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集中,如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生源增长迅速。这些局面的形成都是中国主动规划、主动作为的结果,是加强和完善语言治理的行为。

  第二类布局的出发点是全球中文教学的日益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区分,有中文作为外语教学、中文作为继承语教学、幼儿教育阶段中文教学、初中等教育阶段中文教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中文教学、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中文教学、专业中文教学、专门用途中文教学,等等。这是由各国不同的国情、民情、语情决定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在欧洲、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中文学校和华侨学校,有的直接使用中国“人教版”小学中文教材,与中国国内教学完全同步,这是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中文教学的多样化发展对中文国际传播的治理能力是一个考验,促使我们在支持方向、支持力度、支持重点方面都需要有所考量、有所区分,把中文传播和地区发展、国家发展、中外双方受益等需求更好地结合。

  四、成效评估能力

  当语言传播进入语言治理的范畴,传播成效越来越受到关注。语言传播需要投入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因此应当注重成效。是否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是传播成效评估的根本指针。现代语言传播不但应对语源国的发展形成有利反哺,而且应促进各方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实现共赢。

  成效评估往往与传播动因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的动因极为复杂,传播成效问题不但很少有人关注,真正评估起来也很困难。古代汉语言文字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以他国的主动学习为主,其动因是学习先进文明以有利本国发展。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实际上是西方殖民国家了解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不但规定应准许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中美《望厦条约》),还规定在条约文辞有歧义时,“总以英文作为正义”(《中英天津条约》)或“总以法文作为正义”(《中法天津条约》),表明了西方国家强烈的语言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历史悠久的汉语言文字学习遭到废弛,但是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具有特殊目的的“军用中国语”教学开始发展,从中日甲午战争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出现了一大批军用中文会话教材,学习人数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动因下,中文虽然在持续传播,但实在难以以“成效”“成就”论之。

  语言国际传播成效评估的根本目的,是及时引导传播的正确方向,使传播成效与国家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方向发生偏离时采用规划手段果断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汉语言文字对外传播对中国发展的反哺明显不足。21世纪以来,中文国际传播也经历过重推进、轻评估的阶段。孔子学院经历了数量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目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孔子学院发展评估问题已为学界所关注。对于海外华文教育,中国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华文教育发展与华人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历史上海外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支持有目共睹,华文教育发展的成效似乎较为直观,但目前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评估体系。近年来,学界对于国际中文教学中的专门用途中文教学如职场汉语、经贸汉语的重视,以及对中文传播影响中外双边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对传播成效的关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提高中文传播成效评估能力,已成为提升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文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要求。

  加强能力建设,是推进中文国际传播的必要行动。进一步细化对语言治理能力构成要素的认识,才能够精准应对中文国际传播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切实推进各项愿景、目标落实、落地,使中文传播持久发展,行稳致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阶段性成果)

  (韩晓明,郑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梁宇,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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