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育建

   《伤逝》是什么？是涓生的手记，是他写给子君的悔恨和悲哀，是一个被扭曲的痛苦心灵的回忆，是一幕茫茫夜空中爱情悲剧的闪现，是一次在扭曲了的社会中被扭曲了的人性的大暴露，是一场爱情与传统相对抗的毁灭。
　　有人说，《伤逝》还是个人奋斗，自我设计的失败，固然，个人的前途和幸福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离不开所处的社会，无论是超意识抑或是滞后意识，都与社会不和谐，从这一角度看，《伤逝》自然也是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一对男女对黑暗势力的一次无力的抗争。但，当我们把焦点凝聚在爱情悲剧的演变之中，再把镜头从那个旧时代拉回到当今这个新时代，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国家、民族、团体和家庭之中，他自己的生存、发展、利益、幸福、爱情和这些集体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利益和社会既有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有机联系之中，是否犹如呢在强调一方面的因素之时，而忘却了一条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内因决定论？虽然文学的主题早有定论，事实上，“超意识”中包含大量的传统价值，许多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几乎是超时空的永恒主题，泛动着热烈坚持的生命意识，这其中包含着爱情，我们不应该忘记，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揭示事物的真理性，我们就不应该回避，既然以反对封建婚姻为主题的《家》的作者巴金在八十年代仍然疾呼反封建，既然现代化的进程仍在历史的惰性中挣扎着负重而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抓住我们民族文化中所积淀的历史惰性，对《伤逝》作一番不同寻常的观照和自省呢？
　　有什么比子君凄怅的悲剧命运更令人惋叹不已的呢？子君，这位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年轻而勇敢，沉静而无畏，她走出北国故都的四合院与青年知识分子涓生相爱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面对以她的胞叔和父亲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及社会本位主义对人的压抑，子君觉醒了的自我意识，以其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姿态，向着封建传统势力宣战、决裂。五四的新思潮、新观念使子君从压抑窒息的旧观念、旧道德中走了出来，呼吸着新鲜的清新空气，她同涓生的恋爱和结合，给了迄今仍然矗立在人们道德意识中的“贞女牌坊”在人性意识中的反动迎头棒喝，那些关于节妇烈女封建式的赞美，那些关于媒妁之践、父母之言的戒律，那些关于女性依附和克制的廉价道德标准，那些封建卫道士浅薄的面目，都在这宣言和结合面前丧失了权威，只能把“鼻尖拥挤在玻璃窗上”恶毒地仇视着“冒天下之大不是”的新道德新精神，并给“中国的女性带来辉煌的曙色”，爱情的原始动力及自我价值的发现给予了子君“目不斜视的骄傲”和“在饥饿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中”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勇敢。
　　对于爱情，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子君没有象才华横溢的作家那样把它写成一部史诗式的悲喜剧，也没有象目不识丁的村妇那样用一双布满针脚的鞋底和盘托出她的见解，但她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爱情需要勇敢和热情，但爱情更需要完美和更新，只明白前者，对后一部分则似懂非懂，这也正是子君悲剧的原因之一。
　　子君在同涓生结合之后，逐渐地捶着涓生的衣角走路、饲油鸡、喂阿随，在家务琐事中消磨生命，让所谓的宁静和幸福生活麻痹自己的气质，在时光的流逝中消磨着理想，失掉着自己，面对于隐伏在玻璃窗后的小鼻子以及吉北胡同周围的严威和冷眼、漠视无睹，在经济的窘迫中，没有与涓生共同奋斗的决心，而向传统依附的诱惑屈服，在个人的幸福达到之后蜕变到传统的蛛网之中，消耗自我，遗失了女性最为宝贵的独立人格。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子君，对此并非真正领会，风暴平息后的湖面，也许比从未经风暴的小河更澄碧，更澄净，更富有深沉的力度，“会馆中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已不复存在，此时，涓生的有意和无意的冲突、误会，激不起子君心潮的一圈涟漪，子君的心早被“宁静的幸福所凝固”变得“麻木似的镇静”、“稚气的好奇的微笑”也变成了凄然，在这凝固、麻木和凄然中，爱情在动摇、隔膜在加厚，裂缝在扩大，最后子君不得不离开了“新路的开辟，新生活的再造”的涓生，最终回到“父亲”那里，在冷眼中苟且，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从子君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最后又回到旧家庭这一悲剧循环之中，我们想到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悲剧命运，想到的是传统巨大 的惰性以及异化人性的本质的广泛性。子君作为五四**的新女性，我们在其身上看到了自我意识的闪光，同时也看到了自我价值的毁灭，对于叛逆者自身沉淀的传统意识，不加防范，不以新道德、新观念增强自身的抗体，那么缺乏后援的新道德新观念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社会重压及潜移默化的传统势力的进攻中只能毁灭，个人的爱情、家庭也只能玉碎宫倾，这正是导致子君悲剧的真正原因。
　　爱情一旦掘弃了陈旧的模式，它的自我解放的内驱力将会以全新的感觉方式提炼千百年来所积储所强化的集体无意识，使其不仅是叛逆者滞留于道德责任感的边缘，不止惯于儿女情长的肤浅私语，而应是从其中直接深入体悟，升华感情，成为一种永久的生命意识，成为一种平衡感情天平的精神力量，而子君却自毙于向这种新生命意识和精神力量进取的途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埋葬子君的何只是社会黑暗势力的坟墓，还有爱情的坟墓，更是传统文化思想积淀的历史惰性的坟墓。
　　《伤逝》作为写给子君的悔恨和悲哀，同样应写给对人生和爱情热情的探索者，以及那些敢于正视内心矛盾，在与人性丑陋性格斗争中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叛逆者们。
　　综观我国从古到今的文学史，写到花好月圆喜结连理便再无下文，指出私奔之后有伤逝的也廖若星晨，这便是《伤逝》不朽地位所在，谁敢断言，历史的悲剧不在重演，未来的演变不恰好吻合今天的观照和判断呢？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伤逝之后，我的一种遥远的忧虑，在平庸中惊醒，直面人生的困惑吧！
　　

责任编辑  孔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