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

我们向来号召向鲁迅学习。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深刻指出：“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位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主席对鲁迅情有独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提出要读一读鲁迅。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依旧重视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更是在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鲁迅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那么，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鲁迅思想和精神的过程中，要学习什么，怎么学习，这是作为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宣传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学习鲁迅主要是学习鲁迅先生崇高的对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进步和光明思想的探索精神和站在广大人民立场上的唯物史观。

先谈鲁迅先生的爱国精神。鲁迅的一生是与整个大时代密不可分的一生，是把自身的力量全部融入民族和国家兴亡的一生。鲁迅早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前，即1907年就已经开始用文字来表达他对社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而这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中心就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鲁迅此时正在这个集体中，他深受当时周围先进思想的影响，也与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等革命领导人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但作为一位对国家民族命运有着深刻洞察力的革命志士，他又有着自己独到的深远见识。与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人对中国时局的认识不同，他在《文化偏至论》已经预测到这场革命不会改变中国的命运，他在文中说：”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于兴国究竟何与焉？”鲁迅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有预见的判断，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鲁迅对民族和国家有着一份深刻的爱，这份爱，使他总是从国家和民族灵魂深处去思考、去洞见民族国家的未来。这就是他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1925年到1927年这革命低潮的几年里，鲁迅也出现过矛盾和彷徨，但他的痛苦绝不是一般文人的小愁小苦，而是他所看到的、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他所希望的光明和真理背道而驰所产生的，他的痛苦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旧有思想在新的现实情况下迅速实现蜕变的写照。整个国家都在十年一变甚至一月一变的矛盾激发中实现未有的改变，鲁迅的苦痛正是与整个时代相关联的，可他没有像很多文人一样，走向了绝望，走向了隔绝，而是由痛苦走向了希望。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爱使他振作起来，重新解剖自我、认识自我、重塑自我，抛弃旧思想的负担，用崭新的思想担起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崇高而具有极强战斗力的爱国精神便是鲁迅先生一生奋斗不息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精神建构了鲁迅健朗的战斗形象和有力的批判精神。我们要学习鲁迅，首先就是学习他的爱国精神。不断学习和丰富自我对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知识结构，把自身的发展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与党的事业高度凝和，做到个人自我事业发展的选择与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选择高度一致，自觉地实现爱国精神构筑下的人生价值。

     第二，我们谈一谈鲁迅对光明进步思想的不断追求。我们知道，鲁迅最初时所推崇的思想是尼采的“超人哲学”。那时的鲁迅甚至认为，十九世纪整个欧洲的流弊就是作为“人格意志”的个人精神被集体所抹杀，精神生活被物质生活所淹没，而此时他所认为可以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子就是个人主义和非物质主义。例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是“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很明显，鲁迅此时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曾经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权利和商业利益及与封建势力作斗争中的革命指导思想的个人主义，此时已经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演进，成为一种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欧洲很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种弊端，但由于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社会相对闭塞，这种思想依旧具有那个时代的一定意义，而这也成为鲁迅思想追求的发端。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当时文化思想理论战线上却没有一支与之相衬的知识力量。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就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深入探究国民性和民族心理的文章，并对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以具有时代意义的打击。毛泽东主席肯定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就是这一时期鲁迅精神的集中体现。也就在此时，鲁迅以鲜明的创作风格完成了由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思想的推崇进而走向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道路转变的基础准备，开始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作家和民族思想家的伟大转折。等到1927年之后，他从反革命对工人运动血腥的屠杀中醒来，反抗绝望，重新拿起战斗的笔，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思想道路。从1929年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到他去世，他开始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养以这个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1930年，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直到左联解散，他始终在战斗的第一线。他曾在《且介亭杂文  答国际文学问》中，这样写道：“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察到的，但是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待到十月革命之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意者就是无产阶级”。他满怀信心的说，他现在“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这说明，鲁迅经过曾给他带来满身伤痛的严酷的社会斗争，认真思考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所要用生命来捍卫和支持的真理。他是如此的热爱和推崇马克思主义，以至于短短几年之间，他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文章的理论高度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今天学习鲁迅，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的精神，而在这过程中，鲁迅已经为我们指出了真理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结晶，不断用最先进的理论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鼓舞自己的干劲，为党争光、为人民争光、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

     第三，学习鲁迅必须学习他这种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优秀作风和站在人民群众立场来分析问题、观察社会的唯物史观。我们很多人都记得鲁迅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很短，但是在鲁迅文章中独树一帜，如果说鲁迅的文章大多战斗性十足，这篇文章则独具匠心，温情无限，这就是《一件小事》。鲁迅从一个人力车夫对自己精神的提升和改造的过程中，深刻地写道“这件小事始终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明显，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他甚至认为，这位出身苦寒之家的劳苦人民的举动“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正如他写的，“真正的勇士将奋然前行”（《纪念刘和珍君》），这位勇士已经开始从“卑微的小人物”（《热风》）身上来检讨自己的思想。他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反思了自己所深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认识到国民性的罪恶的根源其实在于封建统治本身，而不是劳苦大众。他深情地歌颂劳苦人民，认为中国的脊梁就在他们之中，对一些读书人所提出的中国人没有力量，他反驳道“这其实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南腔北调集沙》。他语重心长的对青年作家提出，要关心了大众（《且介亭杂文  论旧形式的采用》)。当左联解散的消息传来，他这样分析：“我们的战线不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一致，或者只是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是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农工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始终都把是否把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和革命对人民群众思想提升的需求作为个人文艺事业的指针，我们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学习鲁迅精神和风范，很重要就是学习鲁迅的人民文艺理论和人民的文艺立场。千万不能走到曲高和寡的地步上，把“茴香豆”有几个写法当成毕生的追求。失去群众认可的文艺是没有生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再一次阅读鲁迅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成为彻底的右倾”（《对左联的意见》）。我们要深入群众，深入到社会实践的大潮中去，才能把握时代的命脉，实现文艺和社会的高度统一。

     鲁迅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代的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所指的正是当时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鲁迅经过了漫长的追寻真理的道路，最终被真理的光辉所照耀，并自觉地为这个真理所宣传、奔走，他的人生也足以是“光荣”的人生。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不断丰富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站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出更多更好的文艺和宣传作品，这就是我们的“光荣”。

  (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所，邮编266071)

责任编辑：孙宝灵  孔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