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张春晖，叶汝惠
内容摘要：阐发达利特文学在艺术表现与思想、审美意涵方面的异质性；在分析达利特人格建构的基础上论证文学作为政治表征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揭示文学是达利特群体介入政治、解构现行种姓制度、重构伦理秩序、实现其文明理想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异质性；政治表征；政治理想
作者简介：张春晖，男（汉族），云南凤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理论研究。
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经》里的赞美诗《原人歌》明晰地规定了“种姓制度” 是天启而非“人为”。根据《原人歌》经文，婆罗门由原人口中生出，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分别从其肩膀、大腿和脚部生出，由此四个种姓的尊贵级别依次由上而下递减。此后，种姓制度被婆罗门教的先驱摩奴写进《摩奴法典》，被奉为印度社会伦理准绳。大致在吠陀末期出现了种姓以外的“达利特”（贱民），达利特一词在马拉帝语里的字面意思是“被分裂或沦为碎片”。事实上，他们是 “清理污物的人”或“不可接触的人”，现实中，他们是不配做人的人，其人格和生存境遇是残缺的。两千多年来，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成为印度历史上留下的最黑暗的一道阴影，而今天，1.6亿的“贱民”在印度社会的边缘存在，就是一部饱经屈辱、欺压和剥削的血泪史的延续。
达利特文学与政治
达利特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在其文学里得到再现和言说，这种再现和言说方式是独特的，其终极旨归是实现达利特的解放、自由和平等，这预设着文学创作和政治联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被尊为“贱民文学之父”的
2007年3月，一个名为“达利特文学与政治”的学术研讨会在德里举行。与会者是来自北印度的关注达利特生存境况的作家和学者们。研讨会就“达利特文学中的政治”、“达利特文学与妇女地位”、“达利特文学与达利特政治”等议题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进而拟定了试行草案。学者们呼吁印度各地区的达利特知识分子剔除异见，结束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同时抛开纸上空谈，对达利特文学的政治进行严肃、现实的思考。学者和作家们一致认为，达利特文学应该密切配合和接应达利特政治运动，为政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导向。这表明，达利特作家对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正在深入，其创作具备了较为明晰的目的性、针对性和政治价值取向。其政治意识也已经告别了盲目、自发的萌生阶段而上升为自觉自为的成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已经成为达利特政治运动的风向标。
达利特文学家主张放弃主流文学的审美诉求，同时也摆脱东西方传统的文艺理论的窠臼，在印度文学生态中探求自身的文学身份。马拉帝语达利特文学的发起者潘特瓦恩教授从文学上对“达利特”这个概念作出了明晰的界定：“于我而言，贱民不是种姓之一，他是被这个国家传统的经济、社会制度长期桎梏和压迫的个体；他不相信神、轮回、灵魂、也不相信圣典里关于人生而不平等、宿命和天国的连篇鬼话，因为这一切使他沦为奴隶；他信奉人文主义——达利特是变异和革命的象征”。[1](78)著名达利特小说作家巴固道出了达利特文学的社会理想和终极旨归，“‘达利特文学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学运动，它与‘变革’紧密相连，并代表着新生社会和新生人类的寄望与文明理想’”。[2](266)可见，达利特文学从孕育、生发伊始，在价值取向和伦理选择上就体现了与印度传统主流文学的偏离及独到的政治诉求。
达利特文学作为政治表征
国大党1917年把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写进党章，在国内营造出一派反对民众分裂、主张社会平等的氛围。印度独立后，在大批社会改革家和精英的推动下，印度宪法规定了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同时，印度政府成立一些专门机构，监督和落实对达利特人群的保护措施。经过不懈努力，达利特人群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活得到了部分改善。但是，达利特人群的落后状态并没有根本上得到改变，达利特面临的诸多问题仍然困绕着印度社会，其中最为棘手的是改变达利特群体意识的问题。对卡纳塔克邦16各地区941名达利特人的问卷调查显示，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宪法已经废除不可接触制度，多数人承认仍然遭受并默许不可接触制度的种种“实践”。这表明，达利特群体还没有从思想上摆脱被奴化状态。思想的蒙昧加剧了问题解决的艰巨程度，实现印度社会平等、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鉴于此，一些达利特文学家纷纷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敏锐地意识到在印度文学生态中建构达利特文学身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为达利特文学谋求身份和地位，旨在唤醒“失语”的同胞和“失态且失范”的印度民众，架构一道和主流文学的对话、交流的桥梁。
主流文学在其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普适性。达利特文学由于其创作者者和目的的特殊性，与主流文学相比较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异质性也是达利特文学作为政治表征的内在规定性。为了避免被主流话语湮没或者成为其共谋而最终成为主流文学的奴婢，达利特知识分子和作家清楚认识到，在文学质态、体系构成、话语空间与话语方式上与主流文学拉开距离是必要的。因此，异质性成为达利特文学最为夺目的文学品格和个性。不同于主流文学，达利特文学以客观性为价值尺度，思想意涵和表现手法方面表现出独到的旨趣和趋向。
在印度传统文学中一个屡见不鲜的主题是对基于《摩奴法典》教义的主流价值观的褒扬，比如某个王公贵族成员经由达摩式的思想炼狱，最终在轮回中得到解脱。平民尤其是达利特等边缘群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生活方式在主流文学中很少得到反映。在印度承袭了欧洲文学传统，又置于现代性转型和后现代思潮席卷的双重文化语境中，主流文坛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面遍地开花。但这些创作形式并没有受到达利特作家的垂青，他们一直秉持着客观再现的创作原则。以达利特人特有的土语表达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观念，对社会的包括自身的种种流弊和罪恶不回避、不粉饰也不妥协——审美愉悦和思维享受不是达利特文学的旨趣。因此，对生存境遇、生存感受和体验的客观呈现成为达利特文学创作无二的价值追求和伦理选择。他们无暇顾及渲染个人情调和对高深命题做出哲理思辨，当下的要务是将同胞们近三千年的苦难记忆如实地再现，让胸中块垒以破堤之势奔涌而出，冲击印度社会的主流伦理体系和价值体系。他们谋取的不是一己之利，写作也不仅仅属于个人行为，而是以正义感和献身精神为支撑的社会使命。
客观性成为最高价值追求意味着对虚构成分和手法的摒弃、对高度抽象和复杂的宏大叙事的背离。所以，在达利特文学作品找不到堪为精英知识分子把玩的隐喻式的表达、激扬的想象力、玄奥的象征、晦涩的典故以及艾略特提倡的“客观对应物”等达成宏大叙事的艺术手法。达利特知识分子意识到：宏大叙与主流历史认识论息息相关，背后隐含着统治阶级将主流世界观神话、权威化、合法化和永恒化的动机。诚如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指出：“宏大叙事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它也必然是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和恐怖的投影，这使得一种值得争议的世界观权威化”。[3](235)真实，就是最好的控诉和申述；真实，也是达利特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所在。对被主流意识形态扭曲和异化的意识偏见进行“去蔽和祛昧”，成为达利特文学的历史使命。因此，达利特作家异常珍视勇于担当和敢于直面现实的文学品格。
达利特文学与政治理想
被主流话语同化的贱民主体，游移于印度社会的边缘，是被“异化”了的存在，背负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枷锁，其精神面貌变得“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并且贱民群体内也存在着令人发指的压迫和欺凌。鉴于大部分贱民的蒙昧、麻木，很多敏锐的贱民知识分子意识到，颠覆主流社会的话语霸权是启发贱民心智、博取共鸣和支持、矫正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为此，他们自动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诗学靠拢，从理论上武装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思想。在伊格尔顿看来，政治一词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及其涉及到的政治权力关系。作家的文学观和创作观念，从一开始就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作为文化表征的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必然在“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中，涉及更为深广的信念、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对现实和历史的解读和对未来的观望等种种问题。因此，李维斯等人的“社会有机论”和“审美有机论”在伊格尔顿的政治诗学看来纯粹是一种神话。文学的“普泛性”、“技术性”、“自足性”、“游戏性”到底不能游离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注定不能从“政治”逃逸；政治，一直像幽灵般的潜隐在文学文本里。
在齐泽克看来，主体经历了从生成到发展，到最后丧失原初“本真自我（本我）”的过程，这是伴随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必然而来的“阵痛”。贱民在生成之初，与任何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有作为自然人在生理、安全、归属感、爱以及受到尊重等的“本真”需求。正是诉诸于这些基本的满足，人的“本真”（本能）的一面得以充盈。然而对于贱民而言，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社会条件剥夺了其满足“本真”需求的物质基础，导致了其人格结构中“本我”的空无。这种“空无”的根源就是种姓制度。继而在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生成的过程中，在这一“空无”的位置上，被迫植入了一个后天性的，社会性的“超我”，这个“超我”即拉康的“象征秩序”。在近三千年的印度历史中，这个“超我”经由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教育、经济、文化、法律等），罗织成一张梦魇般的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将世世代代的贱民，悉数囊括于中。于是，贱民作为“社会人”所有权益被抽离，成为“不可接触者”，被永世打入人间地狱。正是这个“超我”的内在规定，回答了贱民“我应该是什么”和“我是什么”的身份追问并最终完成了“贱民”的社会身份建构。更致命的是，“超我”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印度历史风雨中不断得到强化，历久而弥新，最终内化、定格为一切“社会人”所认同的“真理”（知识），由此种姓制度得以社会化、合理化和永久化。
主体建构过程是主体和外部世界“同化”的过程。此一过程中，主体趋同客体，与客体达到同一。强调人的社会化和完善，是对人的高层次发展的肯定。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意识形态可以化作理想主体建构的内驱力，为主体建构提供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导向”，昭示着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和更深远的境界。随着年龄增长，贱民主体产生了“自我实现”等“超越性”需求，这种需求随着主体的社会融入渐趋强烈，并让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种种困境，仰望超越动物性的精神高度。但是，建立在虚妄、非人性的文化象征符号上的贱民人格，注定是严重扭曲和萎缩的，其人生也是空虚苍白、缺乏任何实在意义。贱民的“超越性”需求，结果只能是对自我身份的困惑，或者是对主流社会的隔岸观花。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纳入文学的视野，关注文学文本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对特定读者产生的效果——政治或者人的生存成为文学的终极关怀。达利特文学力求打破貌似连贯的历史逻辑叙事，在对过去的追溯中发现历史的断裂层面，挖掘出被宏大叙事压抑和扭曲的意义，让这个意义在与现实的整合中获得全新的、真正的意义。可以说，对过去的追本溯源和对现实的反思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和革新，意味着摧毁和建构。达利特文学的政治信仰，正是要在达利特群体人格“空无”之处，驱逐作为种姓制度文化表征符号的那个“超我”，潜移默化地植入一种异质的“象征秩序”，培育全新的、人性化的“超我”，从而迎来新生。
那么，达利特文学的政治进路的第一步该迈向何处呢？话语权的争夺是实现文学政治理想的核心问题。新的“超我”的建立，首要的问题是话语权的问题。借助文学建立其并拓展和形成稳定的达利特话语空间，进而使其与主流话语空间相互渗透、融合，从而架构与主流话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使利益冲突的各种群体话语得以流通，可以增进了解、消弭歧见，为废除陈旧观念和制度变革孕育政治条件。正如查尔斯·泰勒敏锐地指出，“对承认的需要，不如说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议题”。[4](290)另一方面，对主流社会而言，一些社会问题的尖锐化会严重地阻碍其现代化进程。弱势群体一直处于“失声”状态，如果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或者被主流社会所认同，势必蓄积更多潜意识的“社会能量”。这些“社会能量”一旦被引爆，将导致重要社会危机。印度政府察觉到了疏导这种能量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话语权，让弱势群体拥有话语空间，融入话语公共空间，可以缓冲和消灭社会危机。正是得此之便，达利特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列，意识到话语的强大力量，借助文学发溢异响，唤醒主流社会的良知，迫使其重新反思和审视种姓制度。
结语
某个民族或某个社会群体，其改变生存境遇的呼声愈强烈，其文学的政治价值的捆绑倾向愈明显，女性文学、黑人文学以及“属下文学”莫不如此。达利特文学在形式与内容、艺术和思想、审美和体用方面彼此倚重，以异质性、否定性、解构和建构性维度为话语通约和转化内核，实现着自身新异身份的建构，同时也架构出一道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的达成对话和沟通的精神桥梁，最终唤醒社会的伦理良知。对达利特同胞，其文学的政治功用，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正如郑振铎先生指出，“文学的感化力是极为巨大的，深入的；文学的影响，虽然是不易立即见到，确实无形的普遍与久远。一首诗的权威，可以压迫得一个人完全变动了他的人生观；一部小说的势力，可以感动得一个人整个地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文学在人的思想上的影响，要比哲学不知高到多少倍。”[5](330) 尚处于生长、发育期的达利特文学，尽管形态和机质仍待完备，但籍由其人文理想的航向，辅以坚韧和砥砺，则昭示着一派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新生的彼岸。
参考文献
[1]“Dalit, New Cultural Context of an Old, Marathi World”,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XⅠ,1977-78
[2] Arjun,Dangle,ed,Poisoned Bread,Translations from Modern Marathi Dalit Literature(Mumbai: Orient Longman,1992)p.266.
[3]爱德华·罗斯，《社会控制》，龚志勇，毛永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第235页。
[4]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转自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90页。
[5]郑振铎，《我们需要的文学》，《郑振铎全集》第5集，第330页。
责任编辑：孙宝灵 孔建会
